在宏观经济理论中，KydlandandPrescott(1977)和Calvo(1978)提出了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进而引出了政策信誉，BarroandGordon(1983a,1983b)和Barro(1986)运用博弈论对货币政策的信誉进行博弈模型研究。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政策一直以汇率稳定作为其目标，用传统的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和最优货币区理论解释目前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似乎不是很有说服力。能否换个角度从公众行为与政府政策行动的相互作用和政策信誉的理论来研究这个问题? 本论文从政策信誉理论入手，运用博弈论方法对汇率政策信誉进行分析，总结出汇率政策信誉的一般规律，对钉住汇率政策的兴衰从政策信誉角度进行分析，为汇率政策的选择提供理论支持。并建立实证模型量化出人民币汇率政策信誉的指标，分析汇率政策信誉效应，对今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各章结构如下： 第一章是全文的导论。阐述了所研究问题的现实意义，并对汇率政策信誉理论进行了简要的回顾，说明了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并对有关概念进行了解释，其中包括政策信誉、汇率政策、名义锚、钉住汇率政策等。 第二章回顾了本文研究问题的理论基础，分别是最优政策时间不一致理论以及货币政策信誉博弈Barro-Gordon模型分析，以货币政策为例运用博弈方法分析了相机抉择解、可信承诺解、惩罚解以及信号传递模型，为后面的研究打下基础。 第三章运用博弈论的方法考察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汇率政策信誉问题。认为相机抉择的汇率政策(浮动汇率政策)会产生“通货膨胀偏向”和“货币贬值偏向”，但可以通过政府的固定汇率政策承诺来避免；而不同的汇率政策为政府带来的效用也不尽相同，其中钉住汇率政策在效用方面要优于相机抉择汇率政策以及完全固定汇率政策。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运用信号传递模型分析了政府和公众的行动选择，弱政府有模仿强政府的政策行动来提高自身政府声誉的激励，但强政府通过选择对于弱政府来说成本太高而不会去模仿的行动来向公众发出信号，以确保和弱政府相分离开来。 第四章从政策信誉的角度研究了钉住汇率政策兴衰的原因。认为钉住汇率政策通过把本国货币的名义汇率钉住低通货膨胀的国家货币来引入政策信誉，给公众传递政府的政策信号，从而具有良好的政策信誉。分析了钉住汇率政策信誉的形成条件，其中有触发机制、事先的政策宣告和事后的政策行动一致、有效的制度约束以及相应的外部稳定机制。并以墨西哥1994年的金融危机为例说明钉住汇率政策信誉的性质。但钉住汇率政策信誉的特点决定了在面临大的外部随机冲击时，要受制于这样的困境——公众会怀疑政府坚持钉住汇率政策承诺的能力，迟早会缺乏信誉。而同时资本流动性的增加、钉住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一致、政府声誉、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以及不完善的金融制度都会影响钉住汇率政策信誉。钉住汇率政策会向更加浮动和灵活的汇率制度退出。 第五章从政策信誉方面对汇率政策的选择做出分析。钉住汇率政策向更加浮动的汇率政策退出，由于存在政策信誉问题，许多宣布执行浮动汇率政策的尤其是管理浮动的国家却在实际中维持对某一货币汇率的狭小波动范围，变成了实际上的钉住汇率政策。因此对于钉住汇率政策，既要看到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容易缺乏政策信誉，但也要看到钉住汇率政策的汇率名义锚能够有效地实现政策目标。这样在选择钉住汇率政策时要选择适当的形式，如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目标区、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制度和美元化等。同时汇率既是一个经济变量，也是政策变量和政治变量，不同的汇率政策具有不同的政策信誉，浮动汇率政策能够弥补外部冲击的负效应，但汇率政策信誉被破坏，因而在浮动汇率政策下，要维持政策信誉必须寻求新的名义锚，如有通货膨胀目标制、名义收入目标制、价格稳定目标和货币供应量名义锚等，同时要加强政府的制定和执行政策的独立性。 第六章分析了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政策信誉，并考察了政策信誉所带来的信誉效应。首先建立了汇率政策信誉实证分析模型。量化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信誉指标值。得出自1994年以来实施的汇率政策在经历了初期的低信誉后，汇率政策信誉逐渐平稳上升，到2003年人民币汇率政策信誉指标值θ几乎达到了1。其次分析了政策信誉效应，认为政策信誉能够提高政策的有效性，这主要表现在信誉能够缓解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约束政府的相机抉择行为、提高政府的声誉。而汇率政策信誉对经济会产生反通货膨胀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以及外部竞争力效应。并对人民币汇率政策信誉效应进行了计量模型分析，认为得出在新的汇率政策实施初期政策信誉对经济没有产生积极影响，但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保持汇率的稳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了正面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政策信誉效应又转向了负面。 第七章对今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提出了建议并对全文进行总结。认为人民币应继续坚持汇率稳定政策，并采取措施消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渐退出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最终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并选择合适的名义锚，以便使汇率政策继续保持良好的政策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