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关系的研究，是一个跨文学和史学的课题，迄今为止未见专题研究著作问世，因而极富挑战性。 本文除“导论”外，共分八章。导论部分，梳理唐代文言小说观念的演变和科举制度的渊源，以此切入正题。第一章，建构唐代文言小说兴衰与科举制度关系的研究平台。第二章和第三章，对唐代科举取士的主要途径作较为翔实的研究和阐述。第四章，探讨了唐代进士科的地位与进士群体的形成。第五章，采用列表统计的方法，分类考析唐代文言小说的作者身份和作品数量。第六章，从科举士子文学“沙龙”促进文言小说繁荣的视角，论述唐代文言小说发展与进士行卷的关系。第七章，揭示唐代科举士子的文学生活对文言小说创作产生的影响。第八章，剖析唐代文言小说折射出的科举士子的人生追求。 通过全面、系统的考察研究，本文提出了如下一些主要论点： 第一，大致界定了唐代文言小说兴衰的三个时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科举制度的三个发展阶段，即文言小说的初兴期和科举制度的确立阶段(自唐朝建立至代宗时，大约160年)；文言小说的繁荣期和科举制度的盛行阶段(自唐德宗至宣宗时，大约80年)；文言小说的衰落期和科举制度的败坏阶段(自唐懿宗至唐末五代时，大约100年)。其中第二个时期最值得注意，一方面文言小说作者蔚起，名篇如林，呈现出堪与诗歌媲美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进士科成了科举士子追逐的科目，科举士子以杂文诗赋作为主修之业，具备用文学形式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而取士标准逐渐转向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又促使科举士子更多地关注现实，寻求科场外征异话奇的兴趣。科举士子成为文言小说作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假文言小说叙写社会人生，推动了小说体制“至唐代而一变”的文学进程。 第二，从唐代文言小说作者身份和作品内容来看，大致与礼部常科中进士和明经科、制举和吏部科目选等有关，尤其与进士科举的关系最为密切。唐代科举制度为士子博取功名提供了机会，也给社会文化带来了活力，而进士考试尤重杂文诗赋，引领科举士子修业方向，对推动唐代包括诗歌、文言小说等在内的文学发展，影响至为深远。尽管进士科举不断演化为座主与门生胶固朋党的关系，暴露出浮华不实、请托干谒等弊病，但阶段性的调整，终使其得以延续不替。 第三，本文对唐代文言小说作者151人和作品2075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类统计考析，得出三点结论：一、唐代科举士子构成文言小说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进士举子构成科举出身类文言小说作者的主体；三、不详出身和生平者构成文言小说作者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从而，更客观地修正了长期以来的一些模糊看法。大体而言，以进士举子为主体的科举出身的文言小说作者，引领着文言小说发展的方向，具有一般文学素养的非科举出身的士子，同样大量地介入文言小说创作，他们在科举文化环境下共同创造了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 第四，唐代科举士子一般不用文言小说行卷。尽管留存的文献有限，尚难绝对排除唐代科举士子用文言小说行卷现象的存在，但仅凭赵彦卫的片言只语和李复言纳省卷不成功的一个孤证，推断唐代科举士子用文言小说行卷，进而促进了文言小说的繁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至少还不能作为一个定论。既然从现有文献中可以找出大量科举士子用诗文行卷成功的事例，而几乎找不出科举士子用文言小说行卷成功的事例，那么有理由说，唐代科举士子行卷风尚并不曾对文言小说繁荣产生过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文言小说是叙事文学的最高形式，其基本特性是编织和叙述奇趣感人的故事。一篇作品容纳诗歌、议论等其它文体，取决于作者的文学素养和创造需要。我们按史才或叙事、诗笔或抒情、议论或说理的衡量标准，对历来被视为曾用于行卷的科举士子创作的《玄怪录》和《续玄怪录》中的81篇作品，进行列表统计分析，结论是只有两篇具有三者合一的体制，而共有50篇作品根本无诗歌、议论等。因此，赵彦卫所谓科举士子用“文备众体”的文言小说集来行卷，以展示自己的叙事、抒情和说理之才，是很难成立的。事实上，代表唐代文言小说最高艺术成就的许多单篇作品，没有一篇是为行卷而创作的。 第五，唐代科举士子聚会话奇活动所形成的文学“沙龙”，促进了文言小说的繁荣。考察科举士子文学“沙龙”的成员结构，担当由口语表达转变为文学作品这一角色的，大多是进士举子辈，他们的创作目的，旨在敷衍文学“沙龙”共同的话题，表达共同的意趣，以显示创作的才能。正因为此，一篇成功的文言小说，会在这个阶层和人群中广泛流传，令更多好奇之士竟相仿效。唐代文言小说繁荣与科举制度的关系，科举士子的文学“沙龙”起着连接点的重要作用。 第六，唐代科举士子的文学生活，往往表现为重文尚辞、漫游聚会、征异话奇等风习和意趣。唐代文言小说折射科举士子的人生追求，主要表现为登进士第、得清要官、娶五姓女和崇道涉佛等心态和观念。唐代科举士子的风习和意趣影响着文言小说的表现形式和审美追求，而唐代文言小说折射出的科举士子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