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NSCLC不同转移灶放疗对机体免疫系统激活及免疫治疗疗效影响差异

来源 :山东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dingzanz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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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近年来,免疫治疗联合放疗(Radiotherapy,RT)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疗效显著,但由于肿瘤原发灶和不同转移灶之间免疫微环境异质性大,不同放疗部位对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疗效影响未知。因此,我们拟找出在免疫治疗期间针对原发灶或不同转移灶放疗对于机体免疫系统激活效应及免疫疗效的影响差异。方法:本研究共回顾性分析从2018年7月至2021年2月在山东肿瘤医院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单药治疗或联合化疗或联合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VEGFR)治疗期间,接受过原发灶或转移灶放疗的136例晚期NSCLC患者。所有患者无论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receptor-1,PD-1)或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receptor-ligand 1,PD-L1)表达情况如何,均每3周静脉注射一次ICI。化疗方案包括培美曲塞、多西他赛和吉西他滨含或不含铂类,部分患者联合VEGFR,少部分患者采用以上三种方案联合治疗。在免疫治疗期间,不论组织学类型和放疗部位,患者均接受10-30次的常规分割放疗,单次放疗剂量范围在1.7-4.5Gy,或5-10次、单次5.0-10.0Gy的大分割放疗。研究收集并整理了患者在放疗前、放疗中以及放疗后三个时间段的相关血细胞计数,并计算出部分血液指标比值,包括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比值(Monocyte-to-lymphocyte ratio,MLR)、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PLR)和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SII)。考虑到个体差异性,研究采用放疗前及放疗中的血指标变化率(delta-inflammatory blood indexes,delta-IBs)反应机体免疫活性变化情况。采用的统计学方法包括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及 logistic 回归。结果:136例患者按照不同的照射器官分为6组,包括脑、骨、肺及其相应引流区淋巴结、肝、肾上腺和软组织。有3例患者缺少delta-MLR、delta-NLR、delta-PLR、delta-SII、delta-L(Lymphocyte,淋巴细胞)、delta-M(Monocyte,单核巨噬细胞)数据,1例缺少delta-EOS(Eosinophil,嗜酸性粒细胞)数据,共128例患者放疗后短期疗效可评估。在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中我们发现delta-MLR、delta-PLR和delta-SII与放疗分组均呈正相关(r=0.339、0.383、0.271,P<0.001),但与 delta-L 呈负相关(r=-0.381,P<0.001)。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中显示delta-MLR、delta-PLR、delta-L三个指标具有组间差异,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脑放疗组中MLR、PLR的减少最多、L增加最多,但在骨、肺和肾上腺放疗组的L增加量依次递减。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不同放疗部位及免疫治疗时机与短期疗效具有显著相关性[OR(odds ratio,优势比),1.312;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041—1.652;P=0.021]、[OR,5.436;95%CI,1.955—15.118;P=0.001]。在不同放疗器官中,脑放疗组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最高为48.65%(18/37),其中远隔效应发生率最高为27.04%(10/37);在治疗线数中,一线免疫治疗的ORR最高为42.86%(12/28)。多因素回归分析中发现,免疫治疗线数是影响免疫疗效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本研究中发现,不同部位放疗对机体免疫系统的激活具有差异性。脑放疗组的NSCLC免疫系统的激活效应最强、免疫疗效最好。且越早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干预,患者疗效越好。当然,我们无法排除这些器官在放疗剂量和放疗方式上的差异所导致的这些结果,因此未来需要进行前瞻性相关研究,为多处转移的NSCLC患者免疫联合放疗的治疗方案提供更令人信服的证据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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