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文是较为古老的一种应用性文体，它主要是指铭刻于山川、居室、器物、座右等的一种文体。从性质上看，铭文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戒勉铭文，一类为颂赞铭文；从铭刻的载体上看，铭文一般可分为山川铭、器物铭、居室铭和座右铭这四类。铭文从先秦时期开始孕育形成，经秦汉时期的发展、成熟到定型，直至南北朝时期铭文出现了发展变革，这些为唐代铭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唐代，铭文在当时富庶的社会经济和发达的社会文化因素、繁荣的文学大环境因素及自身内部长期积累和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取得了繁盛的局面。唐代的铭文数量多、内容丰富，并且取得了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这不仅表现在铭文的数量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铭文质量上即铭文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上。唐代出现了许多思想和艺术都十分值得称道的脍炙人口的铭文名篇。如刘禹锡的《陋室铭》、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等。从铭文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唐代铭文的文学成就是十分突出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唐代铭文取得了繁盛。一唐代铭文载体继续扩大，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颂赞性质的铭文(包括咏赞类铭文)在唐代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是与大唐帝国繁荣的政治、经济实力分不开的，也是唐代铭文区别与其他各个朝代铭文的一个显著特色。尤其是唐代颂赞类的山川铭(包括众多的碑铭和墓志铭)更为突出，适应了大唐帝国歌功颂德的需要。唐代颂赞铭文中的咏赞类铭文思想内容较为突出，一般都是描写山川胜景、器居事物等然后加以题咏礼赞，有时还附带少许对山川及相关人事的议论感慨等，这些铭文与同时期的山水诗歌、游记、小品文等交相辉应。唐代戒勉性质的铭文沿着先唐戒勉铭文的发展路线，无甚创新，但也有部分戒勉铭文思想内容较为值得称道。此外，唐代抒情铭文也有所发展，还出现了一些纯议论和说明性质的铭文。唐代铭文的艺术水平在先唐铭文发展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提高，艺术成就较为丰硕。在铭文的结构形态、用语特色、表现方式和审美艺术方面，唐代铭文都有所发展、变化和提高，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唐代铭文结构形式丰富多彩，在字数、骈散结合、音韵变化等方面都都十分突出。唐代铭文用语既博大宏丽，也不乏温润清新，双声词、连绵词和叠词等的大量使用，多种修饰手法的综合运用，典故的适当使用等都是唐代铭文用语的十分显著的特色。唐代铭文在表现方式上呈现多样化，表达上基本以叙事为主，杂以抒情、议论等方式，叙事颂功、因物戒勉、缘物抒情、就事说理等都较为普遍。在审美上，唐代铭文的审美对象主要为人物和事功，从而相应的决定了其文章的主要审美精神是以颂赞为主。唐代铭文在审美上给人一种既“博雅”又“清润”的观感。“博雅”多指颂赞性质铭文的审美，“清润”多指纯咏赞类铭文和戒勉性质铭文的审美。在唐代的铭文中，碑铭和墓志铭数量极为丰富。但是由于碑铭和墓志铭是古代较为通行的应用文体，写作时难免格式化、千篇一律。在唐代的碑铭和墓志铭中，除少数著名作家如张说、李华、权德舆、韩愈等人的部分作品在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较为值得称道外，其它的作品基本都流于程序化，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歌功颂德、千篇一律，思想上单调，艺术上无大创新。而张说、李华、权德舆、韩愈等人碑铭和墓志铭作品能根据人物的身份、性格、事迹的不同，以叙事为主，创造出风格各异的碑铭和墓志铭，用语精工典雅、质朴凝重，叙事条理清晰、生动该要，行文纵横淋漓、富于气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唐代一些优秀的碑铭和墓志铭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