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讽刺文学指的是1937年7月7日至1949年7月23日这一历史时期的讽刺文学。它包括在此期间发生的关于讽刺文学的论争、思潮和所有讽刺文学派别的作家的讽刺性文学创作。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者内部的利益纷争，成熟的现代文学生产体制，为讽刺文学的生长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40年代讽刺文学根植于中国古代讽刺文学土壤，发扬现代文学第一二个十年的讽刺精神，接受外来讽刺文学的题材和表现方法，取得了无愧于时代的出色成就。它经历了勃兴阶段、发展阶段和繁盛三个阶段。40年代讽刺文学的生成是媒体、创作主体、统治者(在朝或在野)等各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讽刺文学场的建构正是建立在以上各种力量对讽刺文学的拒绝、干预或“借力”的较量之上的。与文学场的建构相呼应，40年代讽刺文学合法性的理论谋求主要表现为小说领域的“暴露与讽刺”、杂文领域“曲折隐晦”讽刺笔法、戏剧领域的现实与夸张等问题的论争。场域的建构与理论的论争为讽刺文学的生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促进了这一文体的繁荣发展。时评性及其超越是40年代讽刺文学创作主体、经营组织者共同努力的方向。通过对时评性主题、人物与事件的提炼与深化，创作主体使作品超越了现实社会人生的羁绊，走进了文学审美的殿堂。为排除时评对象已经施加或可能施加的政治险情，40年代讽刺文学创作主体、经营组织者联手打造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讽刺文学空间。隐晦曲折手法和寓言、故事新编体裁的使用是创作主体的自我保护策略，寻求强硬的政治经济后台、注意刊物编排中的软硬搭配、及时让创作者改名换姓甚至撤稿、换稿是文学经营组织者保驾护航的主要手段。社会环境所具备的内在的喜剧力量和创作主体的幽默个性与喜剧意识是40年代讽刺文学拥有喜剧性的两大前提条件。出于人们宣泄情绪的需要，创作主体塑造了“内在的空虚和无意义”的喜剧性人物、设计了滑稽尴尬的喜剧性情境(场面)、运用了“一碰就响”的喜剧性语言。40年代讽刺文学在为动荡复杂的文坛带来了阵阵笑声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一些不足：如作品喜剧情感的单一；闹剧比重偏大；对人体缺陷的嘲笑过于刻薄；性事调侃有时把握失度，不善于从论辩中体现出幽默与机智等。40年代讽刺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在思想内容上主要表现为文学作品对人性与国民性的批判，对现代启蒙神话与爱情神话的解构；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在体裁之间的相互渗透、古为今用以及语言上方言、口语、欧化语的糅合使用。文体的特殊性决定了40年代讽刺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另类”，即以通俗日常来表示长久、永远，以解构来进行建构。40年代把讽刺文学合法性的依据建立在政治的需要上，把讽刺文学的使用局限于敌对的、势不两立的环境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约了建国后讽刺文学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