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关注香港政治文化与公民社会的发展。研究开始于这样一个令人迷惑的疑问:对香港政治文化的主流研究大多认为香港社会有着温和保守、政治冷漠、物质主义、个体主义的政治文化。然而，自2009年“反高铁”运动以来，香港公民社会和政党政治相继出现激烈的对抗政治，令不少人认为香港社会已走向激进化。那么，如何理解对香港政治文化与公民社会的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解读？香港的政治文化是否确实已然激进，亦或所谓的激进仅出现于公民社会与政党政治中？　　以往不少研究已经指出，香港的政党政治与公民社会存在脱节，而民众政治冷漠的文化特性又令公民社会与社会大众的联系松散。若这种关系未有改变，则意味着从公民社会和政党政治的激进化无法直接推演出香港整体政治文化的激进化。然而，近几年来，为了争取落实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本土公民社会以及政党活动确实比往年更加活跃，采取的行动也越来越激烈，那么公民社会和政党政治的高度政治化是否也的确动员了原本惰于参与政治的港人，并重塑了香港的政治文化？　　本研究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从梳理有关香港政治文化与公民社会的现有文献开始。主流研究所呈现的“温和保守、政治冷漠”的港人特征与近几年“冲突”、“对抗”这类情绪的广泛蔓延形成鲜明比照。文章由此提出疑惑。在第二部分，文章选取发生于2009年至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从社会运动的框架分析理论剖析这次运动的发展理路。之所以对这场运动作较细致的分析，缘于正是这场运动开启了本土舆论对香港激进化的讨论。文章的第三部分以全港范围的抽样调查数据为材料，考察市民对公民党从温和转向激进的反应。文章试图以此为指标推论香港民众在心理上及行为上是否激进化。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香港的主流民众依旧延续了一贯的政治文化特性，他们并不支持激进、对抗、冲突这样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理念。但一些新的变化也在发生。首先，青年人在心理上比较支持激进和冲突，但这种心理上的认同尚未在行为上有所表现;其次，反而是中产阶层，无论在心理上还是行为上，都表现出对激进和冲突行动的倾向性支持;最后，导致部分民众形成激进化偏好的原因，除了政制改革上僵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即是由政府管治不力带来的民众心理上相对剥夺感和怨恨情绪的强化。疏导民怨的途径，不仅仅在于加快政制改革，也许更重要的在于特区政府尽力改善其自身的管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