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是中国当代独树一帜的诗歌写作者。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中,昌耀经历了中国社会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他的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纠结在一起。昌耀的作品立足于对中国西部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景观的个人化体认,在趋之若鹜的创作风尚面前坚守了自己独立的精神家园和发声方式,让他的诗歌气质具有自我完成性。昌耀崇尚古典主义的美学旨趣,他的诗歌深度契合着他的生命体验,在从“政治流放者”到“精神流浪者”的身份蜕变过程中,他熟练地驾驭着自己的写作技艺,既抒发了个体对大自然和理想生活的赞美,又表达他在新时期对生存问题的焦虑意识。本文致力于开掘昌耀诗歌的文本气质,借助于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水”、“土”、“火”和“气”四种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和物性法则等学说的启示,试图建立起四大元素与昌耀诗歌不同时期文本气质的精神联系。导言部分主要针对以往昌耀研究中尚未展开的若干沉潜命题进行分析,从生命体验、诗学功能和深层心理等几个方面提供一份基础性的研究纲要,依照四种物性法则对昌耀不同创作时期作品风貌内在的统摄关系,重新梳理出昌耀诗歌发展流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精神谱系。具体来说,第一章以“水”的方法论为组织原则,力图在昌耀早期作品(1955-1967)中描绘出诗人精神世界中原初的四重欲望结构,其中包括指代乌托邦情结和共产主义美学的“圣恋”、求索自我意识和历史镜像的“自恋”、充满阴性创造力的“父恋”和渴望交往理性和两性情爱的“他恋”,这四重欲望结构为诗人在不同语境中的自由选择提供了基础资源；经历了十年创作上的空白,昌耀的诗歌在“文革”结束后再次浮出水面,第二章主要在“土”的法则的关照下分析他流放归来后的1978-1984年间,在创作中经历的一次“建筑学转向”,诗人对进入他视野内的宏大空间形象进行了父亲般的讴歌和伦理重建,在民族和个体两个层次上遗留下的“创伤记忆”让他适时引进了一种写作上“回忆模式”,使其与宏大抒情高度密合；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更对昌耀的刺激是巨大的,以《斯人》的问世为标志,昌耀的诗歌在1985-1993年间开始主动放弃忧愤深广的抒情方式,代之以对日常生活微观体验的记录,“火”的意志开始进驻他这一阶段的深层创作理念,这种消解的力量常常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烘烤感和逃亡意识,并且在他失败的爱情经历中几乎将积极的生命成分焚烧殆尽,本文第三章试图就此厘清这条诗人走向虚无的精神苦旅；第四章容纳了“气”的生命隐喻对昌耀诗歌“呼吸”机制的深刻影响,并在语言学层面上创立了关照昌耀诗歌整体演化趋势的“双轴”理论,论证了晚期不分行文字的产生机理,阐释了昌耀作品的“狰狞之美”,这些文本的“呼吸”症候集中表现在诗人的“孔雀肺”上,本章力图通过这一意象来预言昌耀的诗歌写作和生命体验的终极宿命。本文在对昌耀诗歌文本精神气质的阐释基础上,努力探索由诗人的四重欲望结构召唤出的四重救赎机制：“圣恋”祈求乌托邦救赎,它试图回答“我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最终导向了理想主义的破产和价值观的虚无；“自恋”祈求自我救赎,它试图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但终归导致了对自我的迷失和误认；“父恋”祈求空间救赎,它试图回答“我在哪里”的问题,但却难逃空间在时间中速朽的厄运；“他恋”祈求他者救赎,它试图回答“我与谁共在”的问题,但结果却迎来交往理性的崩溃和主体在世界中的逃遁。昌耀的生命经验证明,他在作品中梦想建立的四重救赎机制都逐一走向了失败,因此本文大胆猜测了一种诗人诉诸语言救赎的可能性,作为一种问题式的结论,本文以此呼吁更多研究者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