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查阅了解了对于《阿Q正传》批评史研究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并相对文学史中的经典阿Q研究史,做了简略的还原,力图通过把米歇尔.福柯的“权力机制”与90多年来“阿Q”的主要研究观点相结合,打破这一显性规律,梳理各阶段经典言论的来龙去脉让,呈现这一“说不尽的阿Q”,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之所以“说不尽”的秘密并不只在于这一形象自身内涵的丰富,而更在于权力机制的永恒自动运行。本文跳出传统文学史中对于阿Q批评史的经典四段论划分法,从简略还原的阿Q批评史中,把整个批评史依据我们已经发现了的三种批评形式作为三条论述线索,对此分别做历时性梳理第一条线索名为“启蒙即权力”,也即对阿Q的启蒙批评史所作的梳理,其中又根据各个时期启蒙批评在批评史中的不同表现,把这条线索分三个阶段来进行论述：一、建国前启蒙批评成为阿Q批评史的主流,主要论述沈雁冰、曹聚仁、邵荃麟、周莉冰等人的观点；二、建国后至“文革”阿Q的启蒙批评伴随“典型”之争而存在,主要论述胡风、周扬、冯雪峰、何其芳等人的观点；三、新时期启蒙以“批判”和“被批判”再次被阿Q批评史关注,主要论述林毓生、李欧梵、邱焕星、汪晖、俞兆平等人的观点。这一线索中我们看到了阿Q启蒙批评从繁荣到衰落到再度崛起的曲折发展,以及在整个发展中由“新启蒙”对“启蒙”的批判、解构所引发的我们对于阿Q前后两个时期截然不同转变的思考,也即启蒙时期的阿Q因“麻木、落后”而“斗争”,而启蒙被解构之后的阿Q则因无法超越人类困境而选择“安逸的自我身存”进而成为“不争”的个体,通过对这一截然相反转变的根源探究,揭示出正是启蒙自身的不断质疑才推动整个启蒙批评史的进程。第二条线索名为“‘权力’即权力”,也即对阿Q的权力批评史所作的梳理,其中又根据各个时期权力批评在批评史中的不同表现,把这条线索分四个阶段来进行论述：一、建国前阿Q权力批评微露头角,主要论述钱杏邮、欧阳凡海、徐懋庸等人的观点；二、建国后至“文革”阿Q权力批评直接掌握批评大权,主要论述陈涌、毛泽东、陈安湖、支克坚等人的观点；三、1978至上世纪末反思阿Q的权力批评,主要论述钱理群、王富仁、张梦阳、格非等人的观点；四、新世纪之初阿Q的权力批评再显强势,主要论述汪晖、张节末、李鹏飞等人的观点。这一线索中我们看到了权力批评经历了两次“跌落”与“复出”的经历,而且当他们在第二和第四阶段出现时居然还使用了同一个口号,即从阿Q身上“发掘出革命动力”,通过对两次权力批评同一口号不同实质的比较,引出两次权力批评的对象存在明显的不同,前一次的对象是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而后一次的对象却是西方的殖民霸权,由此揭示出权力批评也始终伴随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在整个阿Q批评史中不断调整自我,并为自我的不断发展在时时寻找“契机”。第三条线索名为“形式即权力”,也即对阿Q的形式批评史所作的梳理,其中又根据各个时期形式批评在批评史中的不同表现,把这条线索分三个阶段来进行论述：一、建国前阿Q的形式批评几乎不被关注,主要论述周作人、成仿吾、李长之、苏雪林等人的观点；二、建国后至“文革”阿Q形式批评为权力批评服务,主要论述夏志清、夏济安、司马长风等人的观点；三、新时期形式批评带来阿Q的再度繁荣,主要论述阎真、王晓霖、葛中义、郜元宝、汪晖等人的观点。这一线索中我们看到一直以来默默存在的形式批评虽然在最后阶段呈现出繁荣景象,但实则只是一个短暂的春天,当其遭遇瓶颈时,与启蒙和权力批评相比尽管形式批评并不具有先天优势,但它仍在时刻努力为自己寻找机会,以至最终在新世纪之初出现了多种新样态：形式在同一意识形态下能够以批判启蒙为对象而独立存在；形式与启蒙、权力三者共存一体；“形式”实现从“启蒙”到“权力”的转向等。由此我们看到形式在整个阿Q批评史中也在不断为自身赢得生存发展的空间,并以此来推动阿Q形式批评史的向前发展。最后本文在梳理三条线索的新发现基础之上,以文学史中的经典阿Q批评史为参照总论三类批评史合力发挥作用的真实情况,并由此揭示出被经典阿Q批评史所遮蔽的真实,即阿Q“说不尽”的秘密并不在于这一形象自身内涵的丰富,而在于权力机制的永恒自动运行,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表明与其说整篇论文是在透过福柯的权力机制来探究“说不尽阿Q”的真正秘密,不如说我们想要借助福柯的态度或者说福柯的精神来通过不断的发问、不断的质疑去避免任何的极端,任何的懒惰,只有伴随着质疑和挑战我们才有可能在整个阿Q批评史中不断地给启蒙、权力、形式注入新活力,甚至在这三者之外发现并为其增添更多的新元素,最终使阿Q这一经典文学形象得到更为丰富的诠释,真正延续其“说不尽”的批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