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旨在通过分析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考察五四作家的性别意识，从社会性别视角追问五四新文学、文化的现代性诉求，并进一步了解五四女性的历史生存境遇。　　 绪论。女子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利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想了解当下文化中女性境遇形成的历史渊源，意味着要重现女性的历史存在情景。现代女子问题在五四新文化风潮裹挟下得以全面展开，并成为一种有关女性的话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话语即权力，五四女子问题话语无疑也显现着新文化在某种性别权力制衡下对新的女性主体和性别意识形态的建构。而文学叙述就是这种建构的主要途径之一。五四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有关女子问题的叙事文本。那么，通过对女子问题叙事文本的阐释，应该可以了解五四性别意识形态状况和女性生存境遇。本论文将使用“社会性别分析”的方法，对女子问题叙事文本进行重读。在具体操作中，不但将对男作家的创作格外重视，而且始终以五四女子解放思潮的相关言论和女子运动的相关事实为参照，以确保研究是全面、历史和具体的。　　 第一章女子问题的发生。中国现代女子问题萌芽于晚清。民族危机中，废缠足、兴女学及婚姻等问题皆已展开。晚清女子问题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还过于紧密地纠结在一起，使其应有题旨受到压抑。此特点也成为此后百年女子问题话语的基本状态：与国家民族革命的历史关键时刻相生相伴。五四时期现代女子问题全面深入展开，既是“外合乎世界潮流，内合乎社会状况”的必然，更是新文化运动启蒙话语大力倡导的结果。五四女子问题话语的核心是个性主义，女性主体性的唤醒和培养，成为“人”的解放这一启蒙总目标下的重要子课题，也相应成为文学现代性的重要内涵。五四女子问题话语一方面转换为五四女性文学演进的重要背景，一方面铺展开以女性为表现对象的启蒙叙事的历史书写平台。对此问题的想象和叙事也促进了新文学现代因素的增长，使其在内容、形式诸方面都发生了相应变化。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五四女子问题话语还存在一些内在的局限：话语权始终掌控在男性手中，处于对新文化运动主流话语的依附状态，等等，提示我们在面对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时应该具有“问题”意识。或许在五四文学对女子问题的想象和表达中这些局限依然存在，抑或有所纠正，也可能以更隐蔽的方式被膨胀放大。种种的可能性诱惑着我们去做更深入细致地追寻。性爱、婚恋、家庭以及女子教育问题，占据了女子问题叙事的较大比重，更因它们对五四女子解放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和意义，将成为此次追寻之旅的四个有效路径。　　 第二章女子教育与文学中的新女性。现代女子教育的发展，不仅为具有主体意识的“新女性”的产生准备了必要条件，同时也为“新女性”与“新文学”的结缘提供了历史契机，现代第一代女作家由此产生，女学生等新女性形象也得以出现。通过文学的书写，可以窥见五四女性在从旧式女子到女学生蜕变中经历的心灵挣扎，更可以窥见不同的人群投向这一新人类的含义复杂的眼光，有惊讶与激赏，也有偏见与误会。由此可以看出女学生还是一个独异而脆弱的群体，还不得不面对种种严苛的规范，遭遇种种诱惑和挫折。此外，与五四时期女子教育观念新旧杂陈的状态相关(“良妻贤母”论、“反良妻贤母”论、“超良妻贤母”论等观念并存)，知识女性事业追求与传统家庭角色的矛盾冲突也初露端倪。第一代女作家用自叙传的形式替自己也替一代五四女子作传，记录下这一群体蜕变中独特的性别体验。而这种极具时代和性别特色的书写在现代文学批评中被不同程度的边缘化，显示了新文学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拘执。　　 第三章性道德变革与性爱叙事。大胆书写性爱的叙事文本的出现，体现了新文化对新性道德的讨论、尤其是对传统“贞操观”的批判，对传统性道德造成了冲击。但性爱叙事文本还存在较为复杂的状态，显示出此时期性爱意识还远未成为个人的内在本质，尤其是五四女子的性观念和行为依然受着较为严苛的束缚。新旧性道德观交战之间的混沌状态也加剧了女性的命运动荡。冯沅君等女作家的性爱文本中女性选择的困惑和张资平、白采等作家笔下叛女的沦落，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在郁达夫等作家的笔下，女性只能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物的“他者”存在，更显示了传统性别观念在进步知识界依然存在。上述写作或许对旧的性伦理体系能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但尚不足以建设一种两性平等的新性道德。　　 第四章婚恋变革中的“出走”叙事。婚恋变革思潮在女性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恋爱自由”、“婚姻自决”成为向传统礼教挑战时高举的旗帜，为之“出走”成了具有隐喻性的五四女子的时代寓言。《终身大事》等出自男作家之手的“出走”叙事颇富阐释空间。首先，对叛逆之路(反抗父母——离家出走——与男友结合)的想象，已在无意间与某些传统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归属相联系；其次，它们既与易卜生笔下的娜拉的出走不同，也与女作家笔下的出走相异，比照出“田亚梅”们只是反抗家长专制、不合理婚姻制度的工具、空洞的能指，既不与五四叛逆女性的真实精神状态相符，也与个性意识完全觉醒的现代女性有所不同。时代产生了对女性典型(以“出走”反抗旧婚姻)的浓烈需求，《终身大事》等文本既推动了它，也是它产物。鲁迅对“出走”行为的“戏剧性”的质疑在五四还几无反响;此外，“田亚梅”们还具有较为明显的依附性人格，显示出作家们对“出走”的想象与以女性的主体性觉醒为前提的自觉追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她们走入丈夫之家遭遇的挫折，以及庐隐等女作家笔下等多次出现的失望感慨，都反映出爱情、婚姻或许并不是女性叛逆的归宿，而应是独立的起点。五四新文学、文化恰在这一点上显现出思考的局限。其对于女性“出走”的想象，基本还是出于反传统的需要，并不具有明确的性别针对性。　　 第五章过渡时期的家庭问题叙事。五四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较大变革。由于历史原因，男青年接受这些观念和实践的机会更多，这一情况加剧了女性命运的动荡。当时家庭问题的主调是新青年与旧式妻子的矛盾。五四家庭问题叙事同步记录了这一过程，其创作倾向暴露出新旧观念冲突下的矛盾和吊诡。新青年(包括作家在内)面对家庭问题所持有的一组观念中相关的几种价值常常互相矛盾。他们希望与一位相当的女性建立以平等独立的两性关系为基础的新家庭，但当遇到矛盾问题时，又试图以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改变对方，并且方式还是传统的家长威权方式；抱着人道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接受旧婚姻时，却又对旧式妻子的生命存在和感受相当漠视。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传统家长的威权体制在性别关系中依然存在，在时代的新标准中仍然可以为新式婚姻家庭的理想继续服务，从而与新思想潮流结合在一起，构成新的性别压迫关系。此类文本的叙事倾向显示出作家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与笔下的主人公处于相似的状态。　　 结语。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描绘出“女子问题”这一现代性文化地图，通过它，能够发现作家们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和生命的尊重还多表现在理性的显在层面上，其写作尚不足以建设一种两性平等的性别体系；也进一步印证了新文化运动对女子问题思考的内在局限，其尊重女性主体性的观念还多是一种纲领或总体思想原则，提出的女子问题具有更明显的历史针对性而不是性别针对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五四新文学、文化的现代性还有所匮乏；在五四这一伟大变革时期，虽然女性借机跃上历史舞台，但女子问题总是在解放者的理论构架中被想象和建构，在这样的过程中，女性自身主体性还难以得到真正确立，其生存空间依然低矮狭窄。这一状况表征着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