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历届领导人十分重视西伯利亚的经济开发。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决策层提出了“超高速度”开发东部地区的战略，西伯利亚开发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本文重点评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前苏联对西伯利亚的“超高速度”开发史，其开发的经验及教训对我国西部开发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苏联加速开发西伯利亚是在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开发具有很强的军事目的：首先在军事上，希望该地区成为西部的战略后方和东线的前哨基地；开发的国内原因是经济上要通过调整生产力布局，进一步开发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增强前苏联的经济实力，但最终也是为称霸世界做准备。经过20多年的开发与建设，西伯利亚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地区经济结构，并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为节约人力、物力组建了区域性综合体。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燃料、动力、多种工业原料的生产、出口基地，在全苏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应看到，这次加速开发也有一定的失误：由于前苏联领导人对当时国际局势有失偏颇的估计，把加强对外军备竞赛作为开发动机之一，导致了某些政策的制定紧紧围绕政治需要而偏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某些开发项目立项失误，导致西伯利亚开发“避轻就重”，农、轻、重比例失调。笔者在本文中主要着眼于开发中的积极因素，强调开发所带来正面影响，详细论述了西伯利亚加速开发为当时苏联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同时对开发中的不足之处以及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借鉴意义也作了阐释。 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十分重视西伯利亚在实现全苏经济战略总目标中的作用，把加速开发西伯利亚看作是实现全苏经济战略的重要措施。1956年年2月14日，他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和1959年在苏共二十一大上作的《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都对西伯利亚地区的生产力配置、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提出了详细而具体的指示意见。他指出：在今后的十年中，必须使西伯利亚成为苏联煤炭和电力的最大基地，成为消耗大量热能和动力的工业基地，特别是制铝、制镁和制钛工业以及冶金、焦炭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等主要基地。他还指出：必须大力开发西伯利亚地区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并充分利用它们，以促进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七年计划的报告中，赫鲁晓夫提出：在今后的七年，生产力配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速发展我国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1959-1965年用于发展东部地区，包括乌拉尔、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斯坦及中亚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0％以上。 经过了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加速开发，西伯利亚形成了以突出能源燃料与动力，冶金及金属加工，森林采伐及木材加工三大支柱的特色经济区。以组建区域性综合体为主，以点带面，由西向东向纵深发展。西伯利亚地区经过近20年的“超高速开发”，不仅增强了国家综合实力，促进了生产力合理布局，建立了国家出口创汇基地，而且加快了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使北方少数民族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面貌如今有了很大的变化，居民的文化、物质生活有了明显的改观。 从战略角度说，西伯利亚的加速开发达到了它预期的战略目的：该地区高投入所带来的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在整体上提高了前苏联的综合国力，为其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平起平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经济发展焦度看，经过20多年有计划、分阶段的开发，西伯利亚在全苏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过分强调开发的军事、政治目的；重视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与军事相关的工业；忽视了农业、轻工业的均衡发展。这使得苏联原本已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工业部门结构，以及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在西伯利亚开发过程中，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再者，由于机械设备老化，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所以在开发过程中以初级产品开发占主导；还有生产的专业化方向与本地需要矛盾较大，没有对本地区经济水平整体提升起到应有的作用；忽视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开发，部分地区由于不合理开发，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等等。从开发基本思路上看：由于西伯利亚开发没有纳入全国经济发展的一盘棋中，开发不具有综合性特点，缺乏协调性，持续性、均衡性。造成东西部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在开发后仍没有明显减低，西伯利亚地区没有形成经济持续发展和增长的内在潜力和后劲。与西部相比，它工业结构中的重型化、初级化倾向严重，经济军事化程度更高。这为西伯利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诸多困难。其开发过程的经验教训对我国西部大开发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我国的西部大开发中，应该注重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增加科技投入，“经济发展，人才为先”，同时要改善产业结构，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注意合理地有序开发，避免乱铺摊子，搞重复建设，同时要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做到永续利用，造福子孙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