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我国正处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弘扬严谨认真、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培育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工匠型”人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然而,“工匠型”人才是很难通过培训获得的,言传身教的师徒制才是技术传承的精髓。因此,要想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迈进,必须重视师徒制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师徒制对提升企业人力资本、维护企业竞争优势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一方面,师徒制可以帮助新员工尽快熟悉工作内容、掌握工作必备技能;另一方面,还有助于新员工理解并认同企业文化、增加对企业的情感与承诺。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师徒制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手段,却发现师徒制并不总如预想的行之有效。无论是徒弟还是导师都有可能在指导关系中感到失望、不满或不和谐,这些指导过程中的负面经历大大降低了指导关系的有效性,甚至会对导师和徒弟产生消极影响。企业指导关系的研究也指出,对于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不管工作中的同事关系、领导与下属关系,还是亲密如生活中的伴侣关系,都会存在不和谐的因素,经历不愉快的事件,从较为轻微的争吵到较为严重的身体或心理的辱虐,企业指导关系亦是如此,并将导致指导关系无效或异常的事件及行为称作负面指导经历（negative mentoring experience）。那么这些负面指导经历形成原因为何?对导师、徒弟和企业有何影响?企业应该如何避免和应对?这些是理论和实践迫切希望解答的问题。并且随着工作-家庭联系愈加紧密,工作-家庭平衡问题凸显,企业想要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只在工作和组织中找答案,还应该将目光拓展到员工的个人生活中去。企业指导关系本就承担着促进员工职业发展和社会心理两项基本职能,但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工作和职业相关的前因和后果,忽视了员工非工作领域的社会心理状况。因此,本研究试图以工作-家庭为背景,探究负面指导经历在非工作领域的前因与后果。具体地,本研究想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工作-家庭背景下,导师在家庭生活中与伴侣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是否会影响其与徒弟之间的关系,造成徒弟的负面指导经历?而师徒之间的消极关系又是否以及如何反过来影响导师和徒弟的家庭生活?面对上述情况,企业应该怎样做才能打破从家庭到工作再到家庭消极影响的恶性循环?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本研究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设计了如下四个子研究:研究一试图检验中国情境下负面指导经历量表的适用性。在将Eby等开发的徒弟负面指导经历量表翻译成中文版本后,通过访谈与问卷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对量表进行项目分析、信度检验、内容效度检验及结构效度检验,验证该量表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结果表明,Eby等开发的负面指导经历量表所有题项在经过翻译和改进后均能够在中国情境下适用。并且综合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原量表5因子结构的拟合度优于探索性因子分析所得的4因子结构。考虑到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样本量较小,且原量表的5因子模型已有较强的理论支撑,故本研究仍采用原量表的维度划分。研究二从导师的家庭情境出发,聚焦负面指导经历在家庭情境下的影响因素。具体地,研究二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试图回答导师所感知到的伴侣阻抑是如何通过情绪耗竭这个中介机制,影响工作中导师与徒弟的关系,使徒弟的负面指导经历感知增加的。而这一过程又如何被导师感知到的伦理型领导以及导师自身的独立型自我构建所影响。以上海、安徽、成都等地的194位导师和237为徒弟为样本进行配对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导师感知的伴侣阻抑会通过增加导师的情绪耗竭,对徒弟的负面指导经历产生正向影响。伦理型领导能够有效削弱情绪耗竭与徒弟负面指导经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以及情绪耗竭在导师伴侣阻抑与徒弟负面指导经历之间的中介效应。并且伦理型领导的调节作用受导师独立型自我建构的影响,对于低独立型自我建构的导师来说伦理型领导的调节效应更强。研究三从导师的工作情境出发,在研究二的基础上,反过来探究负面指导经历对导师家庭生活的影响。具体地,研究三同样采用资源保存理论的视角结合自我损耗理论,试图回答徒弟的负面指导经历如何使导师陷入自我损耗,进而引发工作-家庭冲突的。而在此过程中导师感知的伦理型领导以及导师的独立型自我构建又起到什么作用。对来自上海某企业的188位导师和229名徒弟的样本进行配对分析,结果表明:徒弟的负面指导经历通过增加导师的自我损耗从而对导师的工作-家庭冲突有正向影响。尽管伦理型领导单独做调节变量时,其对自我损耗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数据支持,但伦理型领导和独立型自我建构的交互作用能够调节导师自我损耗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关系以及导师自我损耗在徒弟负面指导经历与导师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中介效应,即当伦理型领导较高而独立型自我建构较低时,自我损耗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以及自我损耗的中介效应最弱。这一结果恰恰说明了伦理型领导的有效性从很大程度上受个体自我建构特征的影响。研究四则从徒弟的视角出发,探究工作场所中徒弟与导师的关系对徒弟的家庭生活有何影响。具体地,研究四仍旧以资源保存理论和自我损耗理论为基础,试图回答徒弟的负面指导经历如何通过自我损耗这一中介机制,引发徒弟的工作-家庭冲突的。以及徒弟感知到的参与式领导在此过程中发挥的影响作用。以来自上海、安徽、四川等地的262名徒弟为样本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徒弟的负面指导经历通过增加徒弟的自我损耗从而对其工作-家庭冲突有正向影响。徒弟感知到的参与式领导对徒弟自我损耗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以及自我损耗在负面指导经历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中介效应有调节作用,即徒弟感知到的参与式领导越强,自我损耗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正向影响以及自我损耗的中介作用越弱。本研究以工作-家庭关系为背景,负面指导经历为切入点,构建了一个从家庭到工作,再从工作到家庭,通过伴侣与导师、导师与徒弟之间的人际互动,实现双向溢出、三方交叉影响的研究模型。整体而言,本研究对企业指导关系、负面指导经历、工作-家庭关系、资源保存理论、情绪耗竭、自我损耗、领导力等领域均有鲜明的理论贡献,对企业避免和应对负面指导经历,缓解工作-家庭冲突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最后,本研究还总结了一些不足之处以及未来可行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