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文人精神入手,着眼于当前研究较为有限的清初世说体代表作之一《今世说》,通过对《今世说》与《世说新语》的精细阅读,将两部作品从作者、历史环境、叙述特色、篇章结构等多角度加以比较,挖掘两部著作文学价值差异的深层原因,并试为《今世说》价值定位做一补充。第一章将《世说新语》与《今世说》两书从创作背景与作者自身进行比较,可以说在两个不同的历史节点上,两位文人的境遇是相似的,但对文人斗争精神的不同态度又造就了两人不一样的士林风度。第二章进一步比较两书的叙事特点,认为《今世说》虽在创作形式和表述手法上对《世说新语》进行了继承甚至发展,但王晫“引长避短”的做法以及由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多所阙遗”使该书在论人评事的可靠性上不可避免的大打折扣。第三章在前两章的基础上对《今世说》进一步加以客观论述及评价,明确了它对清代世风的积极影响,肯定了其文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在历史研究上的价值。王晫虽以严谨写作的精神创作了《今世说》,在其中构建了一个孝敬父母、以诚待友、忠义自持的理想道德范式,并在诸多方面模仿《世说新语》以求流芳后世,但由于缺乏高蹈的文人精神,并限于清初文人所不能回避的生存困境以及儒学正统的束缚,所写众贤千人一面,缺乏个性的表露和斗争精神,总的来说,文逊于史。实录精神兼以洗练的文笔,使我们重温清初文人的雅正,并为王晫的劝世之心感动,《今世说》仍无愧于清代世说体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