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入增速换挡期,单纯的要素驱动已经难以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创新驱动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促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同时,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又离不开政府的有力引导,那么,无论是在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是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否会对这两个驱动过程产生影响呢?如何会,那么政府干预力度的大小对这两个驱动过程的影响又有何区别?政府干预力度处于何区间时,更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呢?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利用2000至2017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借助面板门槛模型,以政府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和企业四个方面的干预程度为门槛变量,考察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确实会影响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二,首先就政府对商品市场的干预而言,政府干预力度超过门槛值时,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增大;其次,就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而言,政府干预并不会影响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再次,就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而言,随着政府干预力度的增加,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变小,但对前者的影响较小,对后者的影响较大;最后,就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而言,政府干预力度的增加,会使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依然是对前者的影响较小,对后者的影响较大。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为保障今后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对商品市场的干预,要依据经济社会的实际需求进行;政府对金融市场和企业的干预,需满足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不低于0.0114,应保证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水平不高于0.7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