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原繁(1889—1974)作为日本著名的政治学者、政治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素有“伟大的警示家”、“日本社会中坚”、“和平使者”等称谓。南原繁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他的及时登场,更体现在他对东京大学乃至整个日本国未来发展正确方向的设计与引导。他不但给日本国新宪法、教育基本法等国家全部基本重要法案的制定赋予了全新的思维,还唤起了茫然自失的日本国民创建新民主国家的热情。由此,他赢得了二战后日本“建国之父”的美誉。然而,关于南原繁的研究论著国内外相关资料甚少,仅见他本人的著作集、回忆录和访谈录。其中仅论述了他在日本思想史上某些方面的意义与作用,尚未系统地论及南原繁的思想体系,不足以全方位、多视角地反映其在日本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倘若通过对南原繁学术思想的考察以及对日本转型时期思想变化深刻影响的把握,从而究明其学术品格,理解南原繁何以彪炳于史,进而感悟其思想史、学术史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意义。同时将其置于东亚思想史学的宏观背景下,对探寻日本在二战后思想学术界的动态的时代成因,尝试勾勒出东亚现代思想史的构图,了解并认识日本转型期文化脉络的走向以及对东亚思想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亦不乏重要意义。论文由绪论、五章和余论构成：绪论概括总结了以往对南原繁研究的成果、问题以及不足,在此基础上对南原繁思想研究的意义、目标、重点、难点、方法和手段做出解释和说明,使得研究的可行性更加清晰和明瞭。第一章梳理了南原繁的生平事迹。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与日本近现代激荡的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位有良知的日本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第二章对南原繁的思想渊源进行了挖掘和整理。南原繁思想之形成,既有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有新渡户稻造的国际主义精神与内村鉴三日本式基督教精神给予的思想、信仰之启迪。第三章厘清了日本天皇与东京大学的关系。以“天皇机关说”为契机,拉开了日本划时代“大转换”之帷幕,揭开支配日本“国体论”面纱之舞台则是东京大学。东京大学是帝国大学,帝国既然是天皇的国家,那么帝大就应该是天皇的大学。1945年“大日本帝国”的灭亡,也意味着“东京帝国大学”的灭亡；东京大学的重建,亦即意味着日本国的新生。第四章对南原繁的“建国构想”的思想进行了理顺和整体的把握。(1)关于建设新日本、创造新日本文化。南原繁认为,只有“人间革命”带来的“新国民精神之创造”方可走向“新日本文化之创造、道义国家日本建设”之旅。日本只有“对世界和自己所犯下的过错”进行“赎罪”才能谋求“民族之复活和新生”；(2)关于战后的教育改革。他认为,教育改革与新宪法一样也是一项重要的改革。要建设新的民主文化型国家、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尊重个人、培养希冀真理与和平的人、普及尊重传统与充满个性的文化教育等既是日本教育法最基本的教育理念,亦是建设新日本之根本；(3)关于天皇和天皇制的问题。他认为,天皇在法律上、政治上对战争没有任何的责任,但天皇自身负有道德、精神上的责任。这显然与他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相左,也与他本人终生信奉的基督教相悖。南原繁这种浓厚、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是他终生呼吁世界和平、建立民主主义新日本的“建国构想”的一个令人遗憾的错失；(4)关于“和平构想”。通过南原繁和东京大学六教授密谋的“终战构想”；在贵族院讨论制定以及修改新宪法、制定新教育法时与政府官员达到白热化的理据力争；与时任首相吉田茂的“曲学阿世”之论战等事实,凸显南原繁为了把日本建成“民主、真理和自由”之国度具有的非凡的想象力和对天下大势的良好把握以及济世救民的拳拳爱国之情。第五章概括了南原繁的政治哲学体系和知性学术思想。他的政治哲学体系似乎可以概括为“价值并行论”和“共同体论”。关于他的知性学术思想,笔者认为其中最具价值的是他将政治哲学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学以致用”的“建国构想”。他的政治哲学体系和知性学术思想是超越学术动机与严密的学术研究的成果,是对现代的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纯粹的历史研究在最深处的有机结合。从否定恩师小野塚喜平次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探寻出独特的研究政治哲学之路,以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构成的哲学背景,对费希特、新康德的批判,确立了以真、善、美、正义的“价值并行论”和“共同体论”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到借鉴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创立了日本二战后的“全面媾和论”,似乎可以断言南原繁的政治哲学体系和知性学术思想乃东西方文化融合之结果,又与他理论联系现实社会与时俱进的时代意识密不可分。余论试图从思想史的视野和方法,概述在日本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双壁——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与南原繁在研究方法上和思想上的传承、融合与“对决”,从两人的师生关系这一特定的视角揭示出日本转型时期的思想变化以及思想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