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邓小平制度建设的人民性进行研究，以期挖掘出其中包含的方法论原则，从而发挥其对当今制度建设的指导作用。邓小平制度建设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理论与方法是在马克思制度理论的根本方法及制度观的理论指导下，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制度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与判断；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与发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肯定与支持人民群众的制度创造。生产力的发展或实践活动的变化对制度变革起根本决定作用，而人性发展的要求是人自觉进行制度建设的直接依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人性论科学地揭示了人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和发展变化的，邓小平正是以变化了的人性，以当时的人性需求主要是广大人民的物质需要为基础进行制度建设的，对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对经济、政治、教育、科技体制的改革，制度优劣评价标准的提出，这一系列制度建设理论上的突破和实践上的成功，清晰地记载了邓小平制度建设始终围绕人民的物质需要这个主题。邓小平制度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目标就邓小平看来是必须确立并为之努力奋斗的，这是因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价值取向；是我国社会主义顺利推进的需要；是增强制度效力的需要；是人类永恒的向往和追求。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坚持与本质的界定，对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都客观上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