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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全球碳排放量猛增,各国面临的生态压力加大,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中国资源环境问题依然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2017年1月,国家《“十三五”节能减排工作方案》更是明确提出要“到2020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全国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2001万吨、207万吨、1580万吨、1574万吨以内,比2015年分别下降10%、10%、15%和15%。全国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比2015年下降10%以上。”的总体目标要求。众多的学者研究普遍认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工业行业节能降耗和CO2减排,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技术路径。那么如何进一步地提升中国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面临的一个难题。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了灵活多样的环境规制手段,其中,政府环境税政策是解决企业环境污染外部性的一项重要的市场型规制手段,那么环境税政策能否可以显著促进中国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如果作用效果显著,那么环境税政策又是通过什么样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是否有其他因素在影响着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本文所要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关于环境税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界定了环境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概念,介绍了波特假说和政府治理理论等理论基础,并基于绿色消费市场环境和地方政府质量两大因素,深入探讨了环境税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导向和信息导向机制。文章通过选取2005-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一是环境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只有当环境税强度达到或者超过某一阈值时,环境税才有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不同的环境税征收水平下,企业对于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有着不同的偏好,具体而言,环境税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并且当环境税数值位于2.201~11.291的区间时,能够对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均产生积极影响。二是高水平的政府质量能够强化环境税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推迟环境税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倒“U”型拐点的到来,同时弱化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的消极影响,促进环境税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U”型拐点提前到来。三是高水平的绿色购买能够显著提升环境税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积极效应。最后,文章依据研究所得结论,认为制定合理的环境税征税区间,在官员晋升渠道方面建立亲环境的长效考核机制,努力提高地方政府质量和消费者绿色购买力度,对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关于环境税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界定了环境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概念,介绍了波特假说和政府治理理论等理论基础,并基于绿色消费市场环境和地方政府质量两大因素,深入探讨了环境税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导向和信息导向机制。文章通过选取2005-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一是环境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只有当环境税强度达到或者超过某一阈值时,环境税才有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不同的环境税征收水平下,企业对于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有着不同的偏好,具体而言,环境税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并且当环境税数值位于2.201~11.291的区间时,能够对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均产生积极影响。二是高水平的政府质量能够强化环境税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推迟环境税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倒“U”型拐点的到来,同时弱化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的消极影响,促进环境税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U”型拐点提前到来。三是高水平的绿色购买能够显著提升环境税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积极效应。最后,文章依据研究所得结论,认为制定合理的环境税征税区间,在官员晋升渠道方面建立亲环境的长效考核机制,努力提高地方政府质量和消费者绿色购买力度,对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