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后同)1924年效法俄国列宁主义政党模式进行改组,标志着国民党开始抛弃西方的议会政党道路,而是以非竞争性政党为自我期许,进行“以党治国”,将党放在国上,训练民众行使权力,然后再还政于民,实施宪政。按照孙中山的说法,中国之所以要走不同于西方的政治道路,实乃中国人民的参政意识薄弱所致,因此中国必须要走一条“训政”道路,启发“后知后觉”的人们于混沌迷途。这一切,都是为最终实施西方式的宪政做准备。因此,1924年国民党的此次改组,正式宣告中国由帝政时代进入党政时代,其影响既深且巨。国民党以俄为师,从党章制定、机构设置乃至组织建设,莫不打上了深深的俄式印记。按照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权模式,党政两套机构并存,党始终高于同级政府,但不干涉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是通过控制从政党员的方式对政府产生影响,党牢牢掌握着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的人事任命,使政府无法脱逸于党的控制之外。但实际上,国民党并未完全按照列宁主义政党的模式进行组织建设。因此,在1927年之前国民党地方党组织是否完全高于同级政府,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前的地方党组织大都能对同级政府施加足够的影响,政府也能认同党部的权威,如在打倒土豪劣绅、动员民众组织政治团体等方面党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四一二”政变而迅速发生了改变,一些激进的党组织遂被政敌、劣绅、军队等诬告以共产党嫌疑而遭到清洗,大批左派的国民党员被肉体消灭。同时,随着新上台的国民党中央开始稳固,面对地方上党政关系不断紧张的局势,也对大革命时期一些激进党组织的行动心存忌惮,对纠葛不清的党政关系进行了正式认定,将党部放在与政府互相监督、互不统属,此举看似公平,实际上将党部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这种情况是地方党部所难以接受的,他们为了夺回曾今属于自己的权力,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提高党权运动,与此同时也积极投身到破除迷信、减轻民众负担的运动中,这表面上看似仅为地方党部在行使自己的职权,而实质上隐含了党部意图通过积极发动此类运动来增加对地方事务的话语权,进而实现对地方政权中权力格局的重组,有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作为在形式上统一全国的国民党而言,在很多省份都无法实现将党组织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目标,所谓“党治”只是虚有其表而已。但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江苏、浙江两省都是国民党控制的重心,其不仅为南京政府的屏障,更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无论是政权建设还是党组织建设；江浙两省都可谓是战前尤其是训政前期国民党统治的“模范省”。有鉴于此,本文将突出考察训政前期江浙地方党组织的概况,以及他们为了实现权力重构而进行的诸多努力。为了考察江浙党部的政治主张与实践,必须要把其组织概况、党员构成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非如此,不能理解党部在权力重构时遇到的种种障碍乃至成效归因。“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江浙党组织的具体演变情况,长期以来为一团混沌,这不仅与江浙党组织演变的繁复有关,而且与学界对此的研究较为薄弱联系甚大。国民党的江浙党组织特别是江苏党在国民党中央“清共”后,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就因政见、党派不同的迭遭改组,以江浙两省党组织的发展情况而言,浙江党的情况要明显优于江苏,这充分体现在两省在党员数量增长上。截止1931年,江苏的国民党员人数始终没有超过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的水平,甚至数量还出现了下降,不仅低于浙江,就连处于地下、同在江苏发展组织的中共也不如,这与其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密切相关。在党员构成方面,江浙党的情况与国民党整体上相似,都出现了精英党的趋势,党员以知识阶层为主,无法吸纳底层民众,这使其在发动民众方面成效不彰。为了提高党权,江浙党部对此可谓不遗余力。而在杭州,因党务接收问题引发了党政纠纷,省政府将本该移交的党务财产拒不转交给前来接收的特派员,对此浙江省党部据理力争,但都遭到省政府的抵制。双方对此电文不断,互相指责,各地党部与政府也是各占一边,支持自己的上级。作为最高仲裁者的国民党中央,面对特殊复杂的形势,一改支持党部的初始态度,转而站在省政府一边,并将特派员召回作为安抚省政府的手段,使得省党部地位一落千丈。在破除迷信方面,江浙党部积极开展破除迷信的运动,意图增加对地方事务权的影响,并进行了大力宣传推动即舆论造势,而且还直接参与到打毁地方城隍庙的行动中来,这不仅是为了动员民众,也是对政府方面进行力量展示。但是党部脱离民众,无法得到来自底层的支持,相反因其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遭到来自士绅及政府的强烈反弹。就政府方面,破除迷信本身对其执政并无坏处,但党部屡屡打毁偶像引发社会动乱则使其无法容忍,进而政府逐步改变了对破除迷信的支持态度,甚至进行抵制。作为第三方的国民党中央,对地方上破除迷信运动总是被动地予以回应,这充分体现在相关法规的制定,乃至纠纷的处理上。尽管其打算将破除迷信纳入制度化轨道,但是都因事态的变化过于急剧而失效。面对破除迷信引发的党政冲突,国民党中央还是站在了政府一边,使党部无法获得来自中央的支持。减轻民众负担,为孙中山既定的政策,无论是国民党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无法违抗。晚清废除科举以降,大量士绅出现异质化的倾向,不少农村为土劣所盘踞,农民饱受其剥削压迫。南京政府建立后,国民党继续贯彻其打倒土豪劣绅的政策,并设立了专门的法院审理此类案件。但总的而言,这个政策在后来就被逐步取消,土豪劣绅也继续扮演着一个政府经纪人的角色。同时,减轻民众负担也集中体现在二五减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在国民党训政前期,二五减租实施的模范为浙江省,本文集中考察浙江党在浙江二五减租的宣传及推行及因省政府停止减租而引发的党政冲突方面,进而揭示浙江省党部、政府、国民党中央对此进行的三方互动。省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以二五减租引发纠纷为借口,停止了该政策的实施,并决定预征田赋,此举遭到了来自党部方面的强烈抗议,双方争执不断。此时,国民党中央出面将“停办”二五减租改为“暂停”,实际上是同意了浙江省政府的行为,使党部在这次纠纷中威信扫地,权力重构的意图也自然没有实现。江浙党部所进行的权力重构动作,都是在国民党建立政权之后进行的,而国民党中央面对来自党部的求援,基本上是站在政府一边,最终使其功败垂成。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民党中央始终无法对地方党部进行准确定位,不是将其按照列宁主义政党的模式即“党高于政”,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类似议会的东西,作为政府的监督者,而不是领导者。这种模糊的定位,致使地方党部在面临同级政府的挑战时无法获取来自中央的支持,致使前者力图实现的权力重构功败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