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是20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和东方研究专家,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成员,冷战时期著名的争议人物。其1957年出版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曾在国际学界名噪一时,1989年中译本的出版更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界迅速引起关注,经历了一个从热烈批判到快速冷却的过程。魏特夫经历丰富、作品繁多,《东方专制主义》是他晚年的一部代表作。在冷战结束近30年后的今天,我们力图完整解读魏特夫的学术生涯和东方社会思想,并探讨魏特夫东方社会理论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与启示。针对这样一位著名的争议人物,本文导论从魏特夫的历史定位与学术评价出发,详细论述“魏特夫东方社会思想研究”的选题原因、研究现状、研究背景、研究任务、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主要包括:第一,总体论述魏特夫的学术影响和学界争议,具体展示魏特夫生平著作思想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第二,全面论述国内外学界关于魏特夫思想的研究现状及具体观点。第三,详细梳理影响魏特夫思想发展的理论传统和时代背景,即“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演变谱系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思想定位的关系,以及20世纪的社会动荡对于魏特夫东方社会思想的影响。第四,提出魏特夫东方社会思想的形成过程与理论体系研究的核心任务,立足于对魏特夫的重要文本进行马克思主义解读,意在跳出“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模式,以高度道路自信汲取和肯定客观的论证,警惕和否定恶意的诋毁,开辟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的新思路和新领域。第一章整体分析魏特夫东方社会思想完整的形成过程及理论内涵。主要包括:第一,鉴于国内学界从未对魏特夫毕生学术经历做过全面论述,本章将对魏特夫漫长的学术生涯进行系统梳理,重点介绍他正式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登场的法兰克福学派时期的经历。第二,详细分析魏特夫早期东方社会思想的形成、转变及其内容。以魏特夫1938年以前的早年著作为抓手,按时间和思想发展顺序分为中国革命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和东方社会理论的成型三个阶段进行具体研究。其中,东方社会理论的成型既标志着魏特夫东方社会思想的形成,又是中后期思想转向的起点。第三,总体分析魏特夫中后期东方社会思想的发展、高潮、落幕及其内容。以魏特夫中晚年著作为抓手,按时间和思想发展顺序分为“征服王朝论”“治水社会论”和《东方专制主义》之后三个阶段进行具体研究。其中《东方专制主义》之后的影响一直被学界所忽视,本文给予了重点关注。第二章详细分析魏特夫最受学界关注的也是争议最多的、以“治水社会”为核心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写作经过、概念内涵和理论影响。主要包括:第一,魏特夫的“治水社会论”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东方专制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本文以“治水”为核心,梳理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和韦伯相关思想对魏特夫的影响。第二,具体说明《东方专制主义》出炉的背景,详细分析“治水社会论”的结构,以及魏特夫对于“东方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关系的理解与处理。第三,详细论述《东方专制主义》及其理论给学界带来的影响与威胁。《东方专制主义》带来了国际学界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高潮,也加剧了西方学术界的文化冷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治水社会”的跨学科研究,助力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形成。魏特夫“治水社会论”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两条主线。以两对辩证统一的社会矛盾为理论模型,第三章详细解读“治水社会”的社会结构理论。主要包括:第一,论述治水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具体分析自然基础之上的治水生产力、特殊劳动分工的治水生产方式以及复杂所有制的治水生产关系。第二,论述治水社会中的上层建筑。具体分析以公共管理为核心的极权国家机器,“官”与“民”的阶级身份以及“治水农业专制主义”。第三,论述魏特夫的治水社会主导力量,即探讨治水社会的决定力量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具体分析政治决定经济的误读、作为超经济生产方式的治水社会以及以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映照,探讨魏特夫的社会结构理论是否遵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问题。第四章详细解读“治水社会”理论的另一条主线——世界历史理论,同时梳理和回应魏特夫与同时代思想家关于世界、东西方以及中国历史与社会的不同态度。主要包括:第一,治水社会的“空间”问题。具体分析从局部史观到世界史观探索中的“治水社会”理论、魏特夫对“治水”社会与“非治水”社会的区分以及“东方专制”与“西方专制”的分野问题。第二,治水社会的“时间”问题。面对历史单线论和多线论之争,全面梳理“治水社会论”所蕴含的世界历史多线理论,即魏特夫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形态学说的态度。具体分析魏特夫笔下的治水社会究竟是古代还是现代、单线还是多线以及进步还是倒退的问题。第三,魏特夫与同时代思想家的历史争鸣。具体分析魏特夫与历史学家汤因比、中国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及社会学家马尔库塞的理论分歧。魏特夫作为中国研究专家,早年曾亲自到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其晚年的著作在其离世之后又在中国掀起较大争议。第五章系统梳理魏特夫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经历与思想转变,以及去世后著作和思想在中国的批判与接纳,以期更好地对既有研究作出回应。主要包括:第一,以魏特夫1935-1937年中国之行为核心,详细梳理和分析魏特夫在中国的经历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与转变,以及著作和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引介情况和学术影响。其中,“中国之行”的见闻与思考是魏特夫东方社会思想从积极走向消极的重要原因,之前学界未有涉及,本文特别予以关注和推敲。第二,具体介绍《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在中国出版后引起的激烈反响,总结学者批判的观点,以及回顾和反思在冷战余波下魏特夫的文本在中国的遭遇以及对中国读者的冲击与挑战。第三,总体阐述魏特夫研究在21世纪中国的现状与展望,即分析近20年魏特夫在国内学界经历的从冷却到回暖的过程,以及学界对于魏特夫的研究态度从不理解逐渐走向理解、反思和创新的过程。结语系统说明魏特夫东方社会思想的错误与根源、成就与价值以及对中国的启示。总体而言,魏特夫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不准确的理解与应用、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强制以及无法超越对东方的西方式想象,是魏特夫东方社会思想的错误之处;但不应忽略魏特夫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对世界历史多线观的弘扬以及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的理论在欧美世界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的建构。针对当代中国研究者而言,在探究国外理论时,对于失实与谬误的理论偏见要敢于亮剑,但亦要拒绝以偏概全、人云亦云;在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应当警惕当今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流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和学术话语体系中,更要总结中国经验,凝结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推进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