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主要考察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出版界“内部发行”体制的缘起、转型及其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揭示这种特殊文化现象在冷战年代的历史变迁及其动因与影响。“内部发行”发端于建国初期实行的图书审查制度。与中苏结盟相一致,1950年代初的新中国文化外交呈现“单边开放”的态势,“内部发行”主要是为了限制西方思想文化的“毒害”。随着中苏关系趋恶,内部发行在1950年代末出现了第一次转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批判修正主义为目的的“皮书”开始出版,同时大规模的“查书运动”也使得诸多在中苏蜜月期间公开发行的苏联书刊转为内部发行。“内部发行”成为中苏论战的意识形态斗争工具之一。“文革”开始后,“内部发行”一度中断。1970年代初,“内部发行”随着出版工作的恢复而得以重新建立,此时“内部发行”的重心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并且在内容上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逐渐正常化,一些“批判性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书刊开始出版。“内部发行”的两次转型彰显中苏分裂、中美缓和等重大冷战事件对中国内政和文化的影响,也反映了中国在冷战格局中自我角色和地位的戏剧性转换。论文的最后一章探讨“内部发行”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影响。“文革”时期,内部书的流散、地下读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使当时极度封闭的中国社会中悄然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通过阅读这些内部书刊,人们开始理性地反思当时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反思“文革”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文化介质的“内部发行”起到了异化的“批判”作用,即其对苏联社会制度阴暗面的揭示和批判产生了“镜像效应”,促使阅读者改变自我定位,从最初积极的“文革”拥护者和参与者转变成反思批判者,从而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