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规是一个全球性的价值共识,同时是一个富有张力的概念。一经引入我国便成为了企业实务界、法学理论界的热点议题,在刑事法学者的眼中,合规实现了犯罪预防的国家与企业共治模式以及刑事追诉的私权化,起到节约司法资源,有效打击涉企犯罪的作用,企业则可以通过合规规避刑事法律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合规亦有其消极价值,这使得合规若缺少了刑事法律的制度设计几乎难以成为企业的自主选择,事实上,合规动力不足的问题凸显,推动合规势必要构建刑事诉讼法的激励机制。我国已经开始在理论、制度及实践层面探索企业合规刑事诉讼激励机制,这为刑事诉讼激励机制的本土化构建奠定了基础。域外合规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法中构建了作为正向激励的企业审前转处协议制度以及反向激励的企业缓刑制度,一正一反之间为合规提供了有效的动力机制,然而,域外的制度也存在争议,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制度改革的路径势必在深入理解、正视问题的基础上梳理制度内化的思路。强制性措施的激励是我国所特有的,其所蕴含的震慑力能为合规提供有效动力,我国的审前转处激励机制应当适度剥离域外协商性的因素,构建在现有相对不起诉以及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上。此外,区别于域外的反向激励企业缓刑,在我国语境及法律传统之下,应当构建起“以合规换取免罚”的正向激励企业缓刑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是合规刑事诉讼机制引入的“最佳入口”,应推动企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而“盘活”合规刑事诉讼激励机制。本文分为四部分,按照基础背景、中国实践、域外经验、我国构建的逻辑展开。第一部分通过合规正价值与反价值的比较以及对域外、我国企业合规动力的分析,得到具有引入合规刑事诉讼激励机制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则通过制度、理论、实践三个层次论述了我国目前合规刑事诉讼激励机制的探索实践;第三部分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域外国家的企业审前转处协议制度及企业缓刑制度,并对其制度运行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第四部分主要内容为我国的制度构建,分别从强制措施、审前分流以及企业缓刑三个角度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