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新猎奇的价值互换是二十世纪以来中西方美术发展上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即双方都试图抛弃自身的绘画传统,又都异化于对方的传统,表面上好像是要“兼容”,本质上其实是不“自容”。这种价值的互换,究竟是过渡性的还是目的性的?如果是过渡性的,那它的目的何在?如果是目的性的,那我们又该何去何从?明代之时西方传教士意图以文化传教的方式,借助西方科技和包括油画在内的文化载体来扩大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出现第一次“西学东渐”,将油画引入中国,为油画在中国的发展培养了最早的一批本土画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画法参照”、“材料引用”和“样式移植”后,中国油画形成了最初雏形。但在十九世纪末,油画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也随之日薄西山而衰落了。近现代中国油画,是在两百年来孕育而又夭折的历史断层上,又一次开始的,此时的中国画家既要面对五百余年历史的西方传统油画,又要面对西方现代美术层出不穷的思潮冲击,由于他们各自的基本认识以及对于艺术价值的取向不同,也就选择了不同的艺术坐标。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西学东渐”再次兴起,油画担当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相继绵延的时代条件下,中国油画逐渐形成了新的独特的性格。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油画中断了以往的多元发展的格局。同时,与西方的隔绝,造成中国油画界失去了对西方油画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研究和选择的机会,使作为异质文化移植的油画留下了“先天不足”的历史缺陷,又沦入了“后天失调”的尴尬境地。当“油画民族化”正意气风发地在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上呈现面目纷呈的多样化层面时,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一切文明、文化、艺术、美好都抛进了浩劫的深渊与毁灭之中。粉碎“四人帮”,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而改革开放以后,艺术逐渐摆脱了政治附庸的身份,不再作为阶级斗争的御用工具,画家也不再是丧失自我的多功能的彩色机器。此期的艺术创作重心在于找回艺术家的自我意识,恢复油画作为艺术科学的自律性,从政治的附庸转为对社会、对人性的关注之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影响下的当代中国画坛,艺术的“商品化”趋势带来的艺术观念和价值的变化,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油画再次陷入迷失。中国油画的百年彷徨,方向何在?博巴认为中国画的概括、简练、用线、构图等方法完全可借鉴到油画创作中,并且认为欧洲现代艺术的发端也间接源于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事实果真如此吗?重新审视和认识我们的本源文化、传统艺术,笔者认为“六法”学说所倡导的绘画精神,的确与西方绘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足可担当现时中国油画创作的理论支点。这样,人们就可以变自觉和不自觉的借鉴摄取,为必然的理论指导和创作的意识形态。谢赫的“六法”论,包含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种种内涵: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师法传承等等,总之创作和流传各方面,都一一概括进去了。“六法”提出的是一个较为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就绘画本体而论,绘画创作不仅有理与法的问题,与此相关,还应该有法与化、古与今的问题。具体说来,每一法都含有理与法的概念,也讲求法与化的目的,古今之变也是它所强调的本质问题。“六法”相对独立,各自为章,而且又紧密相连,浑然一体。五法备而自然“气韵生动”。“六法”从中国文化对自然的认识论发端,紧扣“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总结了作为中国本原文化中重要门类的绘画理法,简赅精要,无所不包。千数百年来,成了中国画家立论的标准和衡量绘画作品成败的法则。本文试从油画发展的历程结合谢赫“六法”,针对中国油画的现状和西方现代油画的特点,通过对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等六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试图从中找出一个有效的契合点,使中国油画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移植和再现。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变被动引用为主动结合,从而使中国油画真正具有自己的语言和特点。中国油画在历经百年的沧桑后,时至今日,大多数画家都在力图“变法”——使西方传入的油画在接受本土文化的洗礼后,能将代表着两种异质文明的画种有机结合,使油画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拥有自己的语言。从早期留洋到最初探索,从写实到写意的过渡。从构图形式到手法表现,中国油画都自觉地观照于“六法”,不再是简单的复制和再现,而是以形写意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