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的在于，在对内生增长理论(或者说是增长理论本身)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回答如下问题：什么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或者说什么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作为这一问题的延伸，下面这一问题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在政府的边界之内，政府做什么能够促进增长——或者说政府应该做什么去促进经济增长吗? 一个统一的框架或一条清晰的主线有助于我们很好的把握理论本身。然而，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内生增长理论并没有已为多数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的基本模型。确切地说，内生增长理论只是一些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增长模型构成的一个松散的集合体。从对内生增长理论本身的研究现状看，现有研究成果并没有使得原本略显凌乱的内生增长模型变得清晰和易于把握。 国内外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把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特点归结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的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结果，并分别对内生增长模型所侧重的某一方面：如知识外溢、边干边学、人力资本投资、R&D、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进行了详细述评。上述观点无疑各自抓住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侧面。然而，在缺乏一个统一的框架或一条清晰的主线的情况下进行理论研究，所得到结论无疑也是片面和不清晰的。 本文认为，构成内生增长理论的诸多模型之间既存在差别，又有一些共同的思想元素，以劳动分工为主线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研究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思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增长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回归，其主要思想来源，就是Adam Smith、Marshall以及Allyn Young关于分工与增长的思想。Smith(1976)指出了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的三条途径：(1)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人力资本积累)；(2)节约劳动者在不同工作之间的转换时间；(3)利于“简化和节约劳动的机械”的发明(物质资本积累)。不难看出，如果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这三条途径“翻译”成现代经济理论中的术语，那么它们分别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以及“内生技术进步”(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内生增长理论家一致认为，经济可以实现持续均衡增长，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然而，技术进步又源自何方呢?显然，这与人类的知识积累有关——迄今为止，我们可以把人类知识归为两类：源于实践的经验积累和通过学校等独立教育部门获得的理论知识。对于前者，假设经济以工业为基础的话，我们似乎可以把它归功于工厂内部的分工；而对于后者，这可以视为社会分工的结果：家庭、学校和厂商中的研究部门显然都对其有积极影响。在内生增长模型中，知识(人力资本)积累或是厂商为追求利润对R&D有意识投资的结果(或无意识投资的副产品)，或是来源于干中学、学校教育和有目的培训等厂商、家庭或个人对专业化人力资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投资。 内生增长理论的逻辑在于：通过分析技术进步的过程以及技术进步产生的原因来使技术产生于经济系统内部。在内生增长模型中，技术与知识或人力资本密切相联，一方面，内生增长模型中把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视为同一概念，探讨其特殊性质所能带来的收益递增；另一方面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视为取得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思路是：经济增长与劳动分工之间存在正反馈。一方面，经济的长期增长离不开收益递增，而收益递增源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是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分工决定了经济长期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扩大了市场范围，又有助于加深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基于劳动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收益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内生增长理论展开研究:一方面，分工表现为新行业的出现及生产迁回程度的加强，分工经济是一种多样化经济;另一方面分工表现为工人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生产同一产品，即工人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分工经济是一种专业化经济。分工的深入会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促进发明、创新。社会分工对人力资本的积累的促进包括学校、政府、家庭、厂商对人力资本的直接投入，以及政府政策、家庭和学校对R&D的直接、间接影响;而工厂内部的分工主要通过干中学以及R&D部门的贡献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有助于发明和创新的产生。作为技术进步的两种重要形式，发明和创新意味着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方法的引入，从而导致产品种类的增加和现有产品质量的改进。发明和创新同时意味着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以及新市场(新地区的出口市场一国际分工或新的类型的市场一例如金融市场)的出现。发明和创新的增加，一方面会引起经济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改变，新的工业组织—特别是组成托拉斯或某种其他类型的垄断组织会创立，另一方面，市场结构也会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选择，进而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平衡路径。最后，研究还涉及在厂商(以及国家)之间创新能力、投入效率、产品技术、行为和战略规则之间的不平衡与多样性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