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从一本言行录变为经学教材,通过教育活动影响了无数学子。《论语》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不同于现代教材,体现出传统教材演变的独特路径。鉴于这种特点,我们以“教本”来命名之。《论语》中的内容多为孔子及其弟子教学过程的记录,经后学加工改造,层累形成。《论语》的结集与传授的过程相伴而生,孔子的言行录既是孔门弟子传授的重要内容,也是《论语》结集最原始的资料。战国以后,结集的《论语》逐渐传播到更加广阔的地域,从出土的战国和汉初的竹书中我们能够看到这种痕迹。由于秦代和汉初的文教政策使得《论语》被隔离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地域之学。随着汉代国家统一和儒术独尊,以《齐论》、《鲁论》、《古论》为代表的区域教材开始融合,最终以《鲁论》为核心,形成帝国范围内的通用教材,并成为今本《论语》的雏形。魏晋时期,诠释方式的变化使得《论语》的版本增多,其中占据官学统治地位的《论语》经历了郑玄与王肃之争。这一时期,形成了《论语》“汉学”诠释的巅峰之作——何晏的《论语集解》,成为后世重要的教本。隋唐时期,官学的完备和教材的统一使得《论语》诠释陷入低潮,科举考试的内容设置也决定了《论语》成为学校教育中的公共必修课程。北宋以后,“四书学”兴起,《论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宋学”诠释方式使得《论语》的诠释版本大增。邢昺的《论语注疏》、荆公新学的《论语》诠释版本、程朱理学的《论语》诠释版本、先后成为占据官学主导的教本。经学考试方式从隋唐的“帖经”、“墨义”变为两宋的经义文使得学习者对教本的选择更加自由,进入了教本多元并立的时代。元代中期以后,科举考试的第一场在《四书》内出题,选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程朱理学开始占据学校教育的核心位置。明清以后,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四书》成为学子学习最重要的内容,促使《论语》的诠释融入《四书》。《论语》的学习也被放在《四书》体系内考量。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传统教育面临着转型。晚清“新政”以后,科举制度被废止,新式教育开始替代传统教育。在新式学堂中,新的学科建制促使《论语》从“专经课程”变为现代课程。在初等教育阶段,进入读经讲经科；在高等教育阶段,进入经学科；实现了从独立课程到科目课程的变化。民国以后,“五育并举”取代“忠君尊孔”成为新的教育宗旨,经学进一步失去了它存在的合理性。这一过程中,西方的“七科之学”取代我国传统的“四部之学”,《论语》成为现代教材中的内容。新中国建立以后,新的意识形态建立,经学的价值进一步削弱,《论语》作为教材的必要性也不复存在。总之,《论语》的发展经历了我国课程体系从“六艺”的实用教育阶段到“五经”、“四书”的经学教育阶段,再到现代的“科目”阶段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我国传统教育的变迁,折射出经学教材发展过程中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的互动,为我们理解传统教育提供了反思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