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是世界上腐败现象严重的地区之一，本文通过对亚洲五国（韩国、新加坡、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腐败问题的比较分析，力图证明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问题，主要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和失衡造成的。具体来说，就是根据各国现代化程度的不一样，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与新社会功能之间的矛盾的大小，决定了国家腐败的形式和程度。从而突出升化改革和推进现代化对遏制腐败的意义所在。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选题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和述评，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介绍本文的结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第二章主要是对亚洲现代化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的基本描述。首先概括描述亚洲国家腐败的基本特点，接着系统地理论分析腐败高发的原因，现代化过程中的腐败主要是由三组矛盾决定的：旧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之间的矛盾，传统社会结构与新的社会功能之间的矛盾，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代制度规范要求之间的矛盾。最后根据腐败程度和类型对对象五国进行分类。第三章研究对象是腐败和政治发展呈现恶性循环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转型前强政府的威权体制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但是政治转型确立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以后，弱政府仍然无力采取有效措施遏制腐败。官僚腐败和政治腐败都是这两个国家需要面对的严重问题。第四章主要分析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的腐败问题是结构性的，两国在打击和控制官僚腐败(bureaucratic corruption)的问题上逐步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这种形式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在政治社会转型前后腐败状况有较大差异，较为有效的政府治理模式将官僚腐败(bureaucratic corruption)控制在可操纵的范围内。而由于传统的政治社会结构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所以民主政治体制下，以金钱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政治腐败(political corruption)逐渐凸显。第五章介绍保持经济政治发展良性循环的新加坡。这类国家的主要特点是，保持了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强政府实行有效的治理模式，主要以预防腐败为主，在政治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主动适应权力结构的调整与重新分配，还处于缓慢但是平稳的政治转型阶段。最后在结论部分指出，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在体制结构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是亚洲现代化过程中腐败严重的原因。腐败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问题，某一方面单一的反腐措施难以彻底奏效。社会有机体的各个部分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防治腐败不能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治标不治本，只有深入推进现代化，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保证社会有机体的良性运行才是根治腐败最有效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