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之所以被称为“诉讼的无冕之王”,是因为它是司法审判的中心环节,无证据可能成为疑案、悬案或不能受理的案件,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被害人或利益诉求人的利益得不到实现。无论是古代的司法实践,还是现代的司法实践,乃至诉讼理论,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诉讼制度,其中心都在证据。人类在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过程中,首先必须认定事实,而要认定事实,又必须和运用证据,并遵行一定的证据规则,由此形成一套解决各种矛盾、纠纷的制度和方法。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司法官吏鞫狱断刑、解决纠纷,与现代法官审理案件、解决纠纷本质上并无二致,亦即必须有理有据,依证据断案,甚至要遵行一定的规则。本文试图进入中国古代司法官吏司法实践的场域,依托中国历代判例判牍等文献资料,探求中国古代司法官吏断案时证据的取得和采信方式,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案件在适用相同的证据规则的同时,又存在怎样的差别。刑事证据规则“口供主义”的理据在于,代表国家利益的司法官吏,站在国家干涉主义立场上,视犯罪为大恶,追求犯罪者“口服”的司法结果。民事证据规则“券证主义”的理据在于,司法官吏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奉行券证主义绝对的观念。对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形成的证据规则予以归纳并深入研究,对传承传统证据法文化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