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群体是社会人口组成的一部分，但作为性少数人群一直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和压制。同性恋作为社会边缘人群，一方面在媒介近用权上处于劣势地位，不能以局内人的身份在大众媒体上传播同性恋亚文化，而由于受众局限性，同性恋另类媒介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也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同性恋群体被主流媒体有意或无意地塑造成他者、另类、怪诞的形象，直接导致社会大众对同性恋群体知之不详或认知有误。伴随互联网技术产生的网络公共空间为同性恋提供了一个能够与大众对话与交锋的新渠道，网络公共空间不仅可以清楚真实地展示同性恋抵制者和同性恋接纳者两方各自持有的意见，还可以让同性恋群体直接与主流大众进行平等对话，打破相互隔离，提高两种文化的有效沟通，从而促进两个文化群体的互相理解与包容。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网络公共空间下的同性恋话语研究还比较缺乏。　　现有的关于网络公共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征、功能和建构三方面，对同性恋话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话语、宏观视角话语等。这些研究成果对网络公共空间下同性恋议题的话语博弈研究具有奠基和启发意义，但也存在一些缺漏。　　与以往将网络公共空间视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不同，将网络公共空间视为一种媒介，以同性恋议题的新闻评论为研究对象，基于费尔克拉夫三维话语分析模型从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三方面进行同性恋议题的话语分析。在文本分析中结合内容分析的方法探究了同性恋话语的话语特征和认知呈现（第一章），探究了网民（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大众）对同性恋议题的意见与认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知晓了整个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扩大了过往同性恋态度研究的研究范围；在话语实践部分考察了话语主体对话语生产的影响，以及同性恋接纳话语和同性恋抵制话语各自的建构作用（第二章），在社会实践部分，以宏观视角从全局出发，分析媒介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对大众认知同性恋群体的影响（第三章），从批判学视角分析形成这些话语的社会文化原因。通过三个维度由表到里，由浅入深的分析，清楚了解了大众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和认知，以及影响这些认知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针对有意改善同性恋亚文化传播状况的“同性恋传播者”提出五项话语策略（第四章），希望能通过网络公共空间这一渠道增加主流文化和同性恋亚文化的跨文化交流。　　文本分析发现同性恋称谓的使用存在语词的争夺、男女比例的失衡等现象，同时受到ACGN文化的影响变得更加丰富；在修辞使用上同性恋接纳话语没有一味表现出弱者姿态，但仍然被同性恋抵制话语压制，表现为一种另类反抗和权威主流的博弈关系；从礼貌层面来看，同性恋接纳话语表现出轻微的抗争性，却依旧不及同性恋抵制话语赤裸的霸权姿态。与此同时，网络公共空间下的同性恋话语表现出对同性恋的态度是一种多因素下的稳定状态，在十年间没有较大变化，接纳态度略高于抵制态度。具体到各自的观点，同性恋接纳话语的话语观点有反话语、真爱话语、同妻（夫）话语、存在话语、无害话语、先天话语；同性恋抵制话语的话语观点有道德话语、自然话语、艾滋话语、性话语、疾病话语和掩饰话语，两方意见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整体看来，网民对同性恋事实的认知存在偏漏，包括同性恋的法律地位、同性性行为方式、同性恋的性诉求、同性恋伴侣角色以及同性恋的分布等。　　在同性恋话语的话语实践分析中发现，同性恋接纳话语用同性恋称谓努力摆脱边缘群体的身份，用真爱话语建构大众对同性真爱论的认知，主要目的是呼吁对同性恋的反歧视，极少涉及法律权益等政治话语。另外一边，同性恋抵制话语用盖然性动词等修辞将同性恋客体化，塑造同性恋“他者”的身份，用讽刺手法和性话语建构同“性”恋信仰，种种修辞表征和话语类型在于巩固异性恋的中心地位。　　结合宏观背景分析同性恋话语的社会实践发现，网络公共空间下的同性恋话语受到所评论的新闻报道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整体同性恋的媒介形象及同性恋议题的媒介框架影响。同性恋对中华传统价值观中的性道德和孝道的挑战，对社会性别文化中性别角色和性别结构的挑战，是同性恋抵制话语产生的主要原因，加之异性恋霸权各方面的压制作用，使同性恋抵制话语仍然坚定有力。　　最后提出了同性恋传播者五项话语策略，分别是采用邀请式修辞、共性优先原则、遵循礼貌原则、解构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科学认知，用于提高同性恋亚文化在网络公共空间的传播效果，为同性恋群体争取更多的社会理解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