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众生活、休憩和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主要场域,住宅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需求。住宅产品因其特殊性而超越了居民个体的私人消费领域,塑造出一个极具现实性、影响到所有居民的社会公共领域。1978年以来,在中国自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原先国家控制下的住宅生产、分配和流通已逐渐过渡为市场主导下的住宅生产、分配和流通。面对住宅领域内利益不同的多元行动主体,负有监视社会职责的媒介必定要有所呈现,并在新闻文本中建构出可能的框架及有别于客观真实的媒介真实。　　 考虑到媒介主体需清晰定位以及结合社会转型进行长时段分析,本文选择《人民日报》1978-2007年间的住宅新闻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反思国内外经典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力图避免框架结构覆盖不全和传者视角未能深入的缺憾,根据住宅议题的特性对新闻文本进行了整合框架研究。研究将多层框架操作化为高层结构中的新闻主题框架、中层结构中的人物形象框架和低层结构中的叙述方式框架,结合量化分析及质化分析对相关文本进行深度挖掘,并寻求更具共性的社会科学资源支撑,将媒介转化为具有传播者特性的社会行动者来思考,以实现传者在媒介系统中的特性与社会系统中共性的统一。　　 经验研究的结果显示,就静态构成而言,在主题分布上,《人民日报》30年间的住宅主题与国家政策高度相关,其新闻主旨突出市场路径与政策路径,边缘化道德路径;在人物形象上,《人民日报》注重强化国家领域的核心行动者,形象特征总体而言简单透明,缺少杂质、一扁平化,忽略了行动者不同角色内的冲突,也忽略了行动者自身的利益动机取向;在叙述方式上,30年来,《人民日报》住宅相关新闻习惯使用相对简单的报道方式,大多采用次要版次、简短消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和清晰明快的语言风格。　　 另一方面,就动态变迁而言,《人民日报》30年间的住宅新闻也在市场转型的背景下产生了适度的改变,其中,新闻主题框架呈现出与国家政策高度相关、并兼含其它传播规则的协变,其重点分领域从第一阶段的“初步尝试商品化的计划导向”转至第二阶段的。市场导向”再转至第三阶段的“强调政府保障的市场导向”;人物形象框架依循转型期社会各类行动者现实角色的变化而适度调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住宅企业和普通群众等主要行动者均呈现出转变中的框架;叙述方式框架开始向新闻专业理念靠拢,寻求采用更为形象化、更富“人情味”的报道手法。其中,新闻框架的部分变迁受到改革以来市场因素的深刻影响。　　 三重框架的显在意图主要指向政策宣导和维护。由于政策是政府的主要行事依据与评判标准,因此,对政策进行正面强化即为建立受众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正面认同.这种以共识凝聚信心、以认同提升合法性的方式一以贯之地延续了党报对受众的社会动员。但媒介框架在渲染“硬性”的政策正当性和组织压力时,也暗中忽略了“软性”的叙述方式亲近性和对政策意识形态的认同。框架的弥漫性存在证实了新闻是被高度选择后呈现的媒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存在差异。这种“选择”在本质上与“排除”相对,以众多“框出”外事实为第一层背景,以被淡化的“框入”事实为第二层背景,自然隐藏起新闻框架,共同构成受众所面对的、被框限的媒介图景。　　 至于深层的框架形成机制,本文引入结构化理论来突破以往研究中简单分割的“理想分层假设”,并借助经验研究来重构“在地化”的社会结构对新闻框架的渗入。研究将社会结构拆解为与政治制度对应的权威性资源、与经济制度对应的配置性资源、体现为各要素组织方式的规范性规则和新闻框架所对应的解释性规则。结合新闻的运作过程,在谨慎避免某一要素决定论和结构与行动者对立的前提下,本文认为,社会结构以规则和资源的方式深深嵌入框架生产中,以确定或可能的方式循环流动,新闻媒介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下生产框架,并以框架的运作来再生产结构,实践着框架对行动者主体的塑造和现实的建构。　　 面对框架的普遍存在和新闻真实性的冲突,传播研究必须坚守真实性的理想但谨慎寻求保证真实性的途径。新闻客观性原则可以成为接近新闻真实性理想下的适当途径,但易陷入个人主义的解决路径。在今日中国的社会语境中,一个更为“在地性”的途径是正视网络媒体的力量,借助新的技术有效击穿传统社会结构的规则与资源壁垒,以网络相对的“自由传收性”来突破职业新闻媒介的主体垄断,逐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新闻传播,削弱潜藏的框架影响,,为新闻真实带来更为现实的机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