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作为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其报刊实践和传播思想理应受到高度重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研究远未到位。本论文以陈独秀前期（1897-1921）报刊实践与传播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新闻传播史的视角梳理其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其独具个性的传播思想。绪论部分阐明了本项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对陈独秀前期报刊实践与传播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做了综述，并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同时，对本论文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作了交代，针对论文中的关键概念及几个相关问题做了说明。第一章以《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为线索，追溯了维新时期陈独秀从“士人”转向维新的心路历程，对其处于萌芽期的传播实践及传播理念作了分析评点，指出这是陈独秀涉足传媒的“预演”，因而其报人生涯实际可以上溯自此。第二章考察了清末新政时期陈独秀的报刊实践活动，指出陈独秀此时的报刊传播旨趣是思想启蒙，而非革命排满。对两次演说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对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的地位及贡献做了尝试性的讨论，指出陈独秀既是创刊人之一，也是总理编辑之一，《国民日日报》的“舒缓”特征与陈独秀的加盟密切相关，还考证了《发刊词》、《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两篇文章的作者归属问题，指出这两篇文章所具有的陈独秀的思想色彩，为研究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之前的传播思想提供了可靠的文本；在介绍《安徽俗话报》内容的基础上，分析刊物的宗旨与“同人刊物”性质，对其“论说”栏进行了重点研究，进而探讨了《安徽俗话报》的历史地位，指出该报是清末下层启蒙运动中启蒙报刊的佼佼者。第三章研究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报刊实践活动。《甲寅》部分对陈独秀在《甲寅》的地位作了探究，认为《新青年》与《甲寅》存在着“扬弃”的关系，并对《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提出的主要论点“有恶国不如无国”进行了分析；《新青年》部分对杂志的宗旨、作者、读者、内容以及历史地位等作了讨论，针对当前的一些研究热点，如作者群的“分裂”、五四青年的“分化”、“激烈”的言论态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新青年》不仅是陈独秀报人生涯的巅峰，而且是中国启蒙报刊的“典范”；《每周评论》部分在对杂志宗旨、内容进行详细介绍的基础上，重点围绕杂志的评论性特征、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以及陈独秀“只眼”带来“光明”的言论实践等三个方面予以探讨，认为《每周评论》不仅引领了该时期评论类报刊的“新潮流”，而且与《新青年》共同引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第四章着重评析了陈独秀前期的传播思想，指出其主要是由爱国忧民的传播主题、思想启蒙的传播宗旨、自由主义的传播思想等三部分组成，其中爱国忧民的传播主题与思想启蒙的传播宗旨是贯穿其报刊实践的两条主线，自由主义则是其前期传播思想的重要特征。用“一枝独秀”概括陈独秀前期的传播思想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结语在简要回顾陈独秀前期报刊实践的基础上，对其报刊实践与传播思想的独特价值做了评析，指出其具有的“唯一性”特征，并对构成“唯一性”的具体“质素”也作出了概括；同时，对陈独秀的报刊实践与其社会革命活动二者交替进行的事实予以高度评价，指出他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践行者和表率，其不乏真知灼见的“知”，体现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可贵品格，其不计得失、义无反顾的“行”，则彰显出执著率真的人格魅力。此外，对陈独秀的“悲剧性”意义也尝试性地进行了解读。最后，对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变革中的独特价值和历史地位（包括其报刊实践和传播思想在新闻史上的地位）下了论断：陈独秀不仅是近代中国转型期的思想巨人，也是变革社会的行动巨人，他不仅在领导革命活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功不可没，而且也给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新闻史等诸多领域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陈独秀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封存”“遮蔽”的“本色”，将会在客观公正全面的历史研究与评价中逐步“显影”，而他光彩的一面也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