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在快速增长,实力也在不断上升,然而这种增长模式所带来的高能源消费与环境高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现如今,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量的增长,而是在增量的同时注重于质改变,因此,在经济迅速增长后的下一个阶段便是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数字经济开始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是中国生态经济变革的重要一环,其环保、多样、共有的特点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本文首先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发展效率的相关文献综述,并基于金融科技与绿色发展相关理论基础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发展效率的现状特征,提出存在问题与可能形成的原因。分别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总指标和它的维度指标“金融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和金融使用深度”三个角度,进行部分样本回归,分别检验整体效应、结构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采用SBM-DDF模型对全国30个省（不含西藏）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来代替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并且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分解为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有:（1）全国各省（不含西藏）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基本上都大于1,说明我国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增长的趋势,并且随着年限的增长,指标数据逐渐在增大,不同省域的绿色发展效率指标数值不同,并且差异化较大,全国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也都存在着不均等的空间分布格局。（2）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存在整体效应,并且维度指标的实证结果也表现出了结构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依靠本身具有的特性,减弱了地区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融资门槛,加大了地区研发投入力度,进而推动地方技术创新上升,投资者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投资,提升了区域绿色发展效率。（4）由于地理环境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政策实施的差异化原因,东部地区地理环境优越,并且随着岁月的沉淀,具备的基础设施也较为完善,良好的环境与基础设施更有助于政府实施环境政策,推动了绿色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带动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如此往复,则造就了东部地区的先天发展优势,为工业的生产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助力,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东部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同理,中部地区显著效应次之,西部最弱。根据所得出的结论提出以下的对策建议:第一,经济目标宣传到位,提高群众绿色发展意识;第二,对全国各地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行合理综合规划;第三,增加金融机构对绿色相关产业的投入;第四,重视数字普惠金融扩大产业技术创新的能力,推动产业进行转型升级;第五,更好的改进和建设数字普惠金融的体系,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效率的支撑作用,助推数字普惠金融朝着高质量、高标准发展;第六,地区相关政府需要出台政策制度,保障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稳定增长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