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资本市场开放方面先后试行和出台了多项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1992年建立B股市场,到2002年出台QFII政策,2011年试点RQFII制度,再到于2014年11月17日正式运行的“沪港通”和于2016年12月5日正式启动的“深港通”,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扩大。“沪港通”的开通是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里程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资本市场交易的门槛,打破了过去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等制度背景下,资本市场单向开放的限制,促进了沪、港两市资金的双向流动。被纳入“沪港通”标的股和未被纳入标的股的企业构成了天然的实验组和控制组,为资本市场开放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准自然实验”平台（郭阳生,2018）。不少学者已经针对“沪港通”这一制度的经济后果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然而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相对较少,专门针对民营企业的研究更是匮乏。因此,本文借助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将2010-2016年A股上市民营企业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沪港通”、分析师跟踪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沪港通”这一重大资本市场开放政策能提高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水平。（2）“沪港通”开通后,分析师对沪股通标的股的关注度并未提高,反而下降了。这可能是由于境外投资者的需求对分析师跟踪的提升作用被其他起反向作用的因素抵消掉了。（3）虽然“沪港通”政策的实施能够通过影响分析师跟踪的数量进而影响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但由于“沪港通”开通后,分析师对沪股通标的股的关注度降低了,因此分析师跟踪在“沪港通”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之间表现出的是遮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