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的家国关系有着承前启后的转折——前承三代的“家国同一”、后启秦汉之后的“家国同构”。也因为此转折,这一时期的家国关系极为重要,却又繁杂地难以一语概括。从春秋末期开始,忠、孝观念发生了转变。这令家-孝-亲、国-忠-君两组场域-关系-对象的语词得以成立。那么忠-孝关系的变化是怎样反映家-国、亲-君等关系的变化呢?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春秋早期,在忠-孝不能两全时,人们的价值选择就具有了多元趋势；孔子继承此点,力图对忠-孝之间的张力进行时中意义上的平衡；此种努力经由曾子及其后学(二戴《记》)开出孟子“孝绝对优先于忠”、荀子“以孝纳忠”两条思想倾向截然不同的路径。两条路径分别被后来的《韩诗外传》和《孝经》所继承。从儒到法的韩非将荀子的路径走到绝处后,由《吕氏春秋》对其进行反省并做部分回归的努力。《韩诗外传》将汉家大一统后忠-孝之间的紧张感推到“进退维谷”的境地,《春秋繁露》和《白虎通》步步确立了“忠孝并重”、“以忠统孝”、“忠大于孝”的理论取向。家-国关系在忠-孝不两全的道路上也演绎了自己的蜕变轨迹,到秦汉时期最终达到家国同构的迦南地：国重于家、尊大于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