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当文论和文学翻译领域出现文化转向时,异化和归化之争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归化和异化可看作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但并不等同于直译和意译.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归化和异化必然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的内涵.如果说直译和意译只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归化的定义是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陌生感的翻译策略.异化则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在当今国际翻译论坛,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描述这对翻译策略的是以色列学者左哈尔,文化研究派代表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实际上是归化法翻译的延伸,将这一对概念引入你死我活的角斗场的则是美籍意大利裔学者韦努蒂,而对这一争议提出可行解决办法的则是德国功能派翻译代表汉斯·弗米尔和克里斯蒂安娜·诺德.该文第一部分将对上述翻译理论做一系统的介绍.第二部分通过对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试图从文化的角度、译者的角度、目标语读者的角度和上下文语境的角度来具体分析异化和归化发生的原因、场合、及产生的效果.该文指出了两个译本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总体倾向,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具体翻译过程中异化和归化相交叉时的情况.该文对加强文化翻译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丰富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