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视角出发,对美国文论家威廉·V·斯潘诺斯的摧毁阐释学进行了批判研究。由于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摧毁阐释学巧妙地将现象学、解构与新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它揭示了西方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枯竭”或“空间化”,并向代表着西方认识论的支配性主客二分思想提出挑战。全文分为七个部分。引言部分阐明了选择摧毁阐释学这一题目的原因,对斯潘诺斯的理论作了简要介绍并进行了文献综述。同时勾勒出了本文的结构轮廓,并在最后指出,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主体与客体关系这个视角对斯潘诺斯展开研究,并且通过对海德格尔的引征和吸收传统中国哲学的有关观念对摧毁阐释学有所拓展。第一章“文学是什么”通过首先对二十世纪两个批评流派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的分析,讨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俄国形式主义标志着一个开端,引发出对文学的种种“基本因素和原理”的认真探索。而解构则使这样的探索成为不可能,因为它宣称一切皆动,无物可定,不间断的只有自由游戏。不过,如果依照这两个相悖的流派,文学都应被视作一个文本客体,受制于拉开距离的理论的审视,而其文学性则会被客观的研究抹去。因此,文学研究应该是现象学式的,或者是凭借经验性理解展开,而不是经由无利害的解释。第二章“阐释学与摧毁”推出激进阐释学的背景知识。阐释学不再是一种捕捉对象的解释方法,而是变得十分激进,不仅要破除形而上目的,而且还要毁掉主客手段,以便再现出流变的真实,进而使更为原初的经验方式得以复原。本章论及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及海德格尔三位哲学家,因为他们的阐释学命题是激进的,并且同斯潘诺斯密切相关,尤其是海德格尔。后者的摧毁力图颠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第三章“摧毁阐释学”围绕三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个方面是文学创作。斯潘诺斯认为,从希腊悲剧延续到“高潮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西方文学传统是空间性或形而上性的,因为文学作品被转变成了某种精心构造的故事(story),转变成了机械性或有机性的空间形式。如果使时间性复原如初,同时使生存或作为存在之流(be-ing)的存在(being)之真得以显现,则生命枯竭的文学创作便会再次焕发生机活力。第二个方面是文学批评。斯潘诺斯提出,由于文学被化约为某种可把握的本质,因而西方文学批评也被加以空间化。这样,阐释循环也就被处理成线性和静态的,总是带有某种预设的目的,然后加以证实。之所以如此,如斯潘诺斯所说,原因在于,人为了逃避“畏”(dread),同时也为了捕捉文学难以捉摸的存在以便使其自负得到满足,因而倾向于将“无物”(nothing)客体化为“某物”(something)。不过,文学总是时间性的,因此人必须培养消极承受力,以直面时间性或虚无。这样,由于人已经成为世间之在(being-in-the-world,在世)的人,而不是作为求知的主体;在其对“无物”的认可触发的创造性阐释循环的操作的推动下,在其关爱式(care-ful,操心)的读解中,生命力枯竭的文学批评才会再一次焕发生机活力。第三个方面是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社会政治意义。斯潘诺斯提醒人们,存在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纯文学性的批评同可能是殖民化的种种建制形成了共谋关系或处于这样的关系之中。由于他的“在世的”摧毁可以跨越学科分际,斯潘诺斯试图使现实世界出现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第四章“摧毁与解构”是对摧毁和解构这两个后人文主义思想流派的比较研究。文中分析,解构同以往的形而上思想流派一样都属同一种认识论余脉,因而即使旨在破坏某个业已建立的中心,也不过是以另一个中心取而代之,因而仅仅具有消极的目的罢了。而解构批评则是另一种形式主义批评,或曰一种新的“新批评”。与之相反,摧毁则是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其现象学式研究与生存难分难解。第五章“超越摧毁”提出,即使摧毁也不是不带有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认识论的痕迹。本章还对以主客一体而著称的传统中国哲学进行了扼要分析,并且有选择地引入了张世英所提出的“纵向超越”和“横向超越”观念,以对摧毁阐释学加以改进。可以认为,以想象为特征的中国“横向超越”的文学理解,能够弥补西方“纵向超越”认识论批评的不足。结论部分论证了从主客二分到主客一体的转变是西方思想史上由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的转折所引出的。本章对本论文论述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进而指出,主客二分不可摈弃,但对其霸权地位则需加质疑,这样才可确保美和多样性。这篇论文本身就是对“摧毁”的再次阐释,一种“回复”,一次“摧毁”。它是一场“此时此刻”的探索发现之旅,是本文作者创作体验的真实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