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是一个佛教沉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佛教的信徒大多是下层民众,信佛参佛的士大夫较明初大为不如,信徒素质普遍不高。明代中期,程朱理学依旧占据着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笼络了大批士大夫,排斥佛教,所以虽然此时佛教有许多信徒,但是无论是僧侣还是在家信徒,都没有非常杰出的佛教学者,这相比明初的众多大德还有晚明的四大高僧,无疑是相形见绌的。但是,士大夫与佛教僧侣仍然是有交游的。且不乏名士大儒,陈献章、王阳明、罗钦顺等都与佛门中人有所交往,他们或与僧人谈诗论文,或与僧人辩论儒释之理。士大夫对于佛教的态度不一,既有斥之为异端、反佛激烈者,也有与佛教僧侣交往密切、信佛虔诚者。反佛的士大夫言论激烈,直斥佛教为异端,聚集百姓,藏匿不法之徒,危害社会治安;修建寺院,斋醮无度,耗费民脂民膏,引诱民众废弃百业,占有劳力,影响社会经济：妖僧惑主,与宦官勾结,动摇统治。信佛者,捐资修建寺院,与僧人来往密切,诵读佛经,参悟禅理,撰文赞扬佛教暗助王纲,劝民向善等。佛教与士大夫之间还存在着互帮互助的经济关系,而且士大夫会利用这种关系为国家服务。而佛教对于士大夫的影响也非常大。士大夫平时的游玩场所就是宁静幽谧的佛教寺院,士大夫之间与佛教僧人也有诗词唱和。佛教对于明代心学的产生影响极大,明代心学的两大宗师陈献章、王阳明出入佛教,用禅语来阐释儒家观点,其心学深受佛教影响,以至王门后学大都精通禅理,杂糅儒释。这也极大推动了佛教在晚明的复兴。佛教对于士大夫文学的影响,在此时期主要表现为对于小说思想的影响,明代中期小说的代表作《西游记》中就包涵了诸多佛教思想。士大夫对佛教持不同态度主要有政治因素、学术因素的影响。因为佛教对于政治的不良影响,所以正直的士大夫反佛激烈,而一些希望借助佛教走上高位的士大夫则会相对的支持佛教；坚持儒学正统地位的士大夫会排斥佛教为异端,而持三教合一、三教同源观点的士大夫则不会坚决反佛。明代中期佛教的发展还表现有三教合一、儒释文化合流。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三一教,三教堂等。都反映了这种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