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江苏女辅警敲诈勒索”案的情况进行解读,并且对一审、二审的判决以及社会反响进行总结,提炼出该案件的争议焦点,以此为切入点,试图构建“敲诈索财”行为模型,对许某行为的性质认定进行分析。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全文约四万五千字。第一章是在明确敲诈索财行为既有分类不足基础上,依据“索财行为和事实基础是否有关联”,将敲诈索财行为划分为“事外人索财”与“事中人索财”两种类型。其中,“事外人索财”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事中人索财”根据索财事由是否事出有因,可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先因型索财”与“无因型索财”两种类型。考虑到本案中,无论是许某向孙某、寇某等人所提出的讨要说法、怀孕补偿、分手补偿,还是许某向林某、刘某乙等人提出“购买房屋”的索财诉求,抑或是许某向兰某乙、徐某甲等人提出的公开关系而索要财物的行为,其索财行为都事出有因,因而归入“先因型索财”类型。第二章是在明确许某行为属于“先因型索财”类型后,对“先因型索财”行为所作的再划分。根据行为人“索财事由上是否具有请求权基础”“索赔数额上是否合理”“索财手段是否合法”以及相对人“给付财物目的是否正当”4个指标,构建了16种行为模型。然后,结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运用演绎推理,对不同模型作定性分析。第三章回归许某“敲诈勒索”案件本身,运用上述模型对许某行为进行应然层面的定性,并从中得出结论。从索赔事由来看,许某的索财行为涉及怀孕补偿、分手补偿、讨要说法、购买房屋几种情形;从索赔数额来看,许某的索财金额从十余万到百余万不等;从索财手段来看,许某既有揭发检举,也存在闹事威胁。针对不同情形,明确许某“正当行权”“过度维权”“敲诈勒索罪”的不同行为性质。第四章对本案中的司法裁判予以评论。在一审判决中,法院并未从行为定性层面对许某的“先因型索财”行为做类型划分;亦未将许某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数额剔除;而二审程序中也存在案件判决思路不清,裁判理由没有阐明说理逻辑的问题。整体而言,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存在案件类型思维欠缺,认定标准缺失,说理不够充分等诸多问题。本文可能有以下创新:第一,本文对“敲诈索财”行为进行划分为“事外人索财”与“事中人索财”两种类型,在“事中人索财”基础上再次划分为“先因型索财”与“无因型索财”两种类型,其划分标准更加细腻明确,弥补先前学术理论对其定义的缺陷。第二,本文通过从行为人与相对人双方角度出发,在现有的学术基础上创新性地将“先因型索财”行为再次划分为16种模型,并对16种模型的性质定性,将索财案件套入模型进行判断,试图为司法实践中罪与非罪的认定提供新的思路。当然,由于笔者学识有限,本文也有诸多不足,比如:第一,本文以案例分析的形式进行论述,在文章写作过程中,各个理论探讨得较为浅显,理论并未过于深入;第二,本文研究而所得出的结论虽然从法理角度而言能够自圆其说,但是否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还有待司法实践的检验;第三,笔者的法言法语表达能力还是有所欠缺,部分行文稍显白话与拖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