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是戊戌变法时期为追求真理而勇敢牺牲的伟大爱国者,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他的思想,虽然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却具有比前人更为丰富甚至在某些方面为同时代的其它维新派人士所远远不及的内容,这其中尤以其仁学思想为突出。在那样一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动荡社会中,谭嗣同以中国传统仁学思想为基础,结合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对中国传统仁学思想进行了改造。首先,借助十九世纪后期西方流行的一个物理学概念“以太”(Ether)来诠释仁:一方面,“仁”从内涵来说是“以太”;另一方面,“以太”显露于外,是“以太”这一物质实体的功用。谭嗣同这种既把“以太”看成是物质,又把它看成精神作用的观点,使其仁学思想具有了泛神论倾向。其次,谭嗣同以“以太”实体为根据,构建起一个“仁—通—平等”的逻辑体系。在此逻辑体系中:“仁”是“通”的出发点和归宿,“通”是为实现“仁”所采取的行为及其规则,而“平等”是“通”实现“仁”所取得的预期效果。因此,“通”是观念上的“仁”和现实中的“平等”的桥梁和枢纽:没有“通”,“仁”永远是理论上的概念和思想,不可能成为“平等”,“平等”作为现实中的“仁”,只有实施好“通”,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如何实施好“通”,谭嗣同认为必须打破“四不通”,从而实现“四通”: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这种变不通为通,并寻找内在的总规律的哲学倾向,正是资产阶级要求“博爱、自由、平等”的政治倾向在哲学上的反映。同时,在谭嗣同看来,这种现实中的“平等”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只有这三者得以真正实现,仁学思想才能得以落实。从表面上看,谭嗣同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还是对西方的宗教、哲学和科学技术思想都缺乏一个系统的梳理和把握,但实际上他却能以其超人的天份杂糅古今,整合中西,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仁学思想。谭嗣同尽管借用了西方“以太”学说,却并不能说他的思想已完全西化,相反,这根本就没有影响他中学的根基。他借用西学的目的就是对中国的封建专制进行无情的鞭笞。当然,在当时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谭嗣同能积极的向西方学习,并且构建自己理想的和谐社会,对当今社会仍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