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社会与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以往的研究中，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状况的考察比较少。因此笔者通过对B市Q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试图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在户籍和阶层的双重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们发展出了怎样的一种文化，或者说，他们是通过怎样一种叙事表达自身的。除此之外，本文要探讨，在这种文化中、在这种话语他们自己处于怎样的位置？他们和社会上层、城市居民以及整个社会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本文发现，工友们的文化总的来说可以认为是一种否定和压抑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和层次：首先，工友们主要通过弱化了的“道德经济学”描述他们和他们的老板以及工厂里的白领之间的关系；世界各个地区的体力劳动者的自发文化资源亦即“男性气质”也不再是他们的抗争资源，而是转变成压抑性质的了。这样一种状况本文也称之为“去社会化”。其次，工友们无法通过文化主张他们自身的“肯定性”，而是被动地跟随着否定与排斥他们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规范而自我否定。这个问题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1）工友们被动地跟随主流社会的价值规范，这尤其体现在他们对教育和文化资本的顺从，以及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等价值观承认老板和白领等社会上层权力的“正当性”上；（2）工友们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能够主张他们自身价值和尊严的认同；（3）工友们无力组织一个能够主张他们自身价值和尊严的话语体系；（4）工友们的文化活动缺乏价值与规范维度，也无法成为工具，只是他们现实地位进行再生产的途径和手段。再次，在上述机制的作用下，工友们发展出了一种自我隔离、“退出”城市生活的倾向。同时，这种倾向也是一种自我强制。最后，他们的希望也受到了现实社会的极大束缚本文认为，文化压抑与经济贫困、社会排斥相互作用，加剧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为了克服这种困境，笔者以为，除了他们应该被承认为城市社会的平等成员以外，文化自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定义了两个层面的文化自主：形式上的和实质上的，并在结论中探讨了文化自主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