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尧斯、伊瑟尔接受美学理论对读者和审美经验的重视与明代《庄子》接受实际的结合,构成了展开本论文的基本理论依据。《庄子》接受研究和明代《庄子》接受宏观研究的欠缺,则使此本论题具有了肯定性的价值。论文拟分纵横两条线索,从接受美学角度展开《庄子》在明代由本文到作品转化的研究,即纵向的明前期和后期两个时段,横向的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文学领域内的《庄子》接受研究是从文学创作中流露出的《庄子》思想,文学主张上对《庄子》美学思想的接受,作品艺术层面对《庄子》艺术的接受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的。注本方面,舍弃对明人于《庄子》义理阐释的研究,而着眼于明人在对《庄子》进行文章学评点时所作出的审美接受。理性阐释维度则着重考察明人对《庄子》文章的评价,同时兼及明人对庄子其书及其人的论析。本论文在从纵横两方面展开《庄子》接受研究的同时,也注意考察了明代《庄子》接受与地域文化、心学思潮、文人心态、世俗化等大环境因素,以及作家的个人经历、知识结构、审美趣味等个体性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希望以此形成对明代《庄子》接受的系统性把握和创新性认识。第一章:明前期《庄子》接受研究。本章考察的是明代洪武至成化这段历史时期内的《庄子》接受情况。就文学、理性阐释和注本三方面而言,现存《庄子》注本中几无明前期著作,戏曲、小说创作中也缺少对《庄子》的直接接受。故本章内容侧重于考察明前期诗文领域内的《庄子》接受研究。地域性是明前期《庄子》接受的主要特征,因此,本章从宏观流派把握和微观个案研究两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全面分析。明前期的地域文化与《庄子》接受研究。明前期指的是明代洪武至成化的这段历史时期。承袭元末文坛的地域性格局而来,明初文坛存在着众多地域性文学群落,各文学群落的《庄子》接受也呈现出地域性的流派特征,其中以越派、吴派、江右、闽中四派的《庄子》接受最为突出。越派《庄子》接受整体呈现出三方面特征,即以儒家正统观念来审视《庄子》思想、对《庄子》文学角度的理性评价和创作中对《庄子》的接受,以及独立而富有创新性的《庄子》接受见解。刘基、宋濂、方孝孺等人为此派代表。闽中诗派的《庄子》接受则因闽中文人多为隐士的缘故,表现出突出的隐士特征,主要体现为对《庄子》保身和精神逍遥思想的关注,以王偁的《庄子》接受为代表。吴中地区也存在着庞大的隐士群体,但在个性气质上,吴人较闽人洒脱飘逸,该派《庄子》接受更多呈现出诗人气质。高启是此派的突出代表。江右文人文行双修,具有强烈的政治向心性,其《庄子》接受特点突出表现为此派文人多将《庄子》视为修身养性的手段,以刘崧的《庄子》接受为代表。至永乐朝,江右诗派发展为台阁文学,台阁文学初期文人的《庄子》接受较多表现出雍容闲雅之趣,但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恶化,阁臣的《庄子》接受则带上了惊颤忧虑的色彩,台阁文人的《庄子》接受以杨士奇、李东阳为代表。刘基的《庄子》接受研究。本节内容主要从思想、艺术、寓言创作三个方面对刘基的《庄子》接受进行了研究。在思想方面,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刘基对《庄子》思想持基本认可的态度,刘基接受了《庄子》的无用、自适、逍遥、安命顺化、人生如梦、万物齐一等思想。但其积极入世的人生追求使他难以真正接近《庄子》的内髓,也促使他对《庄子》典故作出儒学化的改造。《庄子》对于刘基而言只是暂时的避风港,儒家的仁者情怀和功业取向才是他的精神主体。刘基在艺术方面的《庄子》接受,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为对《庄子》平淡美学思想的接受,以及创作上对平淡美学风格的实践。二为对《庄子》文章奇肆风格的继承接受。后者主要体现为三点:一,题材选择上对鬼神、动植物题材的偏好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二,对夸张、想象、拟人、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三,行文、立意奇特。在此角度上,刘基的《庄子》接受体现的是对《庄子》艺术形式而非艺术精神的接受。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艺术上,《庄子》对刘基而言都只是一个外壳。这种特点在刘基寓言创作中的体现也非常明显,刘基的《郁离子》体现了对《庄子》“藉外论之”的寓言创作传统的回归,并在思想、风格、结构方式、言说策略、题材改编以及语句、典故的运用等方面表现出对《庄子》的接受。高启的《庄子》接受研究。本节内容主要从作品的表层形式、深层思想、艺术层面、人生模式四个角度分析了高启对《庄子》的接受,并对高启《庄子》接受呈现出如此特点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从作品形式层面上看,高启创作中多处使用了《庄子》的词语、语句,对《庄子》典故的运用灵活而广泛,有直接引用、化用典故、连用典故等多种方式。从作品思想层面上看,高启对《庄子》思想的接受表现在生命价值观、安命观和精神境界观三个方面。在生命价值观上,高启接受了《庄子》重视个体生命天然存在的思想,注重生命的保全,追求生命的自由与超越。在安命观上,高启接受了《庄子》以自然与逍遥思想为基础的安命观,同时,高启又未完全安于命运的摆布,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主观努力。在精神境界观上,高启接受了《庄子》关于精神绝对自由的思想,并尤为推崇精神自由的虚静状态。从艺术层面上看,高启对《庄子》的接受主要体现为对游仙和山水题材的偏好以及清逸自然的审美风格。高启的游仙诗对《庄子》的接受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突破的一面。其对《庄子》的继承表现为三方面,即诗中长寿健康的仙人形象,神仙于空中倏忽往来的特异功能,对污浊现实的反抗。对《庄子》的突破则表现在神仙形象的平易化、真实化和世俗化。高启的山水作品一方面在讲究以纯审美眼光观察万物,留心于情景交融,追求无我之境的层面,体现了对庄子一系山水文学的继承。另一方面,高启强烈的个体意识和生命意识又使其山水作品中存在着鲜明的主体性,体现了对庄子影响的突破。高启诗风多变,其中清逸自然的风格突出体现了对《庄子》的接受,表现为景色的清丽自然、感情的真纯拔俗,语言的省净传神。此种风格是高启淡漠名利,重视自由,守虚处静的人生观在诗中的反映。而高启自然诗风中呈现出的崇尚丽的审美取向,则表现了对《庄子》平淡质朴之美的突破。从艺术化的人生模式上看,高启对《庄子》的接受主要表现为对政治的疏离、疏懒散漫的个性和对纯艺术化诗歌创作的笃嗜三方面。高启以纯文人姿态专注于文学创作,并在其中触到艺术的极境,而其人生与人格也充满了艺术的意味:追求捍卫精神的绝对自由。可以说,高启的人生达到了《庄子》之道所成就的艺术人生的境界。艺术化的人生模式是高启在思想、行为、个性、创作等方面对《庄子》接受的深度综合呈现,也是高启在精神上切近《庄子》精髓的反映。高启《庄子》接受之所以如此呈现,是与吴地崇商、尚文、重生传统紧密关联着的。小结:明前期的《庄子》接受有以下几个特点:以对《庄子》的创作接受为主;《庄子》接受是与文学发展同一律动的;地域性色彩十分突出,且受宋学影响较深;此期文人偏于对《庄子》人生哲学思想的接受。第二章:明后期《庄子》接受研究(上)。明后期指的是明代弘治至崇祯的这段历史时期。本章主要考察的是明后期诗文领域中的《庄子》接受。鉴于心学对明后期《庄子》接受的重要影响,以及明代心学家在文学创作中对《庄子》的积极接受,本章安排了以陈献章为代表的心学家对《庄子》接受研究的一节内容。针对明后期诗文领域内流派众多的特点,本章在对诸流派进行综合规整后提出“复古派”与“性灵派”两大派别,并在对两派《庄子》接受的比较研究中,对明代诗文领域中的《庄子》接受进行了宏观把握。王世贞和袁宏道分别作为两派《庄子》接受的代表性人物而受到关注。心学家的《庄子》接受研究。明代心学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同时受《庄子》影响较深的学人有两位:陈献章和李贽。李贽对《庄子》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其“童心说”对《庄子》美学思想的接受上,此点在本章第二节内容中会有论述。本节着重探讨的是以诗为教的陈献章的诗歌创作对《庄子》的接受,主要表现在诗歌内容对《庄子》思想的接受和诗歌风格对庄文文风的因袭两方面。在思想方面,陈献章接受了《庄子》的道本体论、致道途径和对自然的推重三方面思想。心学家的身份,使陈献章对《庄子》思想的接受呈现出浓厚的哲学意味。而诗人身份又使陈献章注重对《庄子》艺术的接受。在艺术风格方面,清新自然的意象与超脱高远的哲理的融合成就了陈献章诗歌空灵飘逸的风格;夸张、想象、比喻等手法的综合运用则使其诗歌呈现出浪漫雄奇的特点。这两种艺术风格都鲜明体现了对《庄子》文风的继承。“复古派”与“性灵派”的《庄子》接受研究。根据明代众多诗文流派的主要理论主张和《庄子》接受的复杂情况,文章将众多流派归为两大派别:“复古派”与“性灵派”,并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从总体上看,两派的《庄子》接受主体以南方文人为主,文学主张上主要体现出对《庄子》浑整、自然、至真、素朴美学思想的接受。两派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庄子》思想和对《庄子》文学性的把握上。在对《庄子》思想的认识上,“复古派”文人对《庄子》思想的接受主要是一种内倾的、退隐自守的静态接受,并借儒学对《庄子》进行了实际化、功利化的改造。更多的是对已有文人《庄子》接受传统的延续。“性灵派”文人对《庄子》思想的接受则带有外向、个性、张扬的动态特点,体现出对文人《庄子》接受传统的突破,更具创新性。本论文从“性灵派”重视真美的文学主张入手详细分析了“性灵派”文人对《庄子》的接受与突破。“真”是《庄子》中用于描述事物本然状态,带着超越品质的哲学概念;而在“性灵派”的理论体系中,“真”是作为具有明确理论对象的文学主张而出现的。两者在对强调情感的自然而然的状态方面取得一致,而“性灵派”更强调“真”的“真实”的含义。在“真”美学概念的含摄下,“性灵派”与庄子对待情、欲的不同态度体现了“性灵派”对庄子的突破。庄子否定欲,有保留的肯定情,并将之束范到淡然平和的趣向上。而“性灵派”则肯定欲和推崇激烈强劲的情感,体现出对庄子的突破。在对《庄子》文学性的把握上,“复古派”文人比“性灵派”文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对《庄子》文学性的认识更为深刻。本节内容在分析“复古派”与“性灵派”《庄子》接受现象、总结接受规律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对其深层原因的挖掘。王世贞的《庄子》接受研究。王世贞的《庄子》接受研究是作为“复古派”《庄子》接受的个案而出现的。王世贞对《庄子》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庄子》思想的接受、对《庄子》的理性阐释和王世贞《庄子》接受历程在其创作中的体现三个方面。王世贞对《庄子》思想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鸩雏情结、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和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上。对《庄子》的理性阐释则表现为对庄子其人、《庄子》其文的认识和对已有《庄》论见解的思考三个方面。王世贞《庄子》接受历程反映在创作中,则表现为早期对《庄子》批判精神的继承和具有激烈张扬色彩的现实批判性创作,以及在经历人生磨难之后,对《庄子》精神超越思想的偏重和由此带来的文学思想向性灵方向的发展、性灵文学的创作和文学整体风格向平淡自然的转变。王世贞对《庄子》的接受是一种全方位的接受,在《庄子》接受横向层面的文学、注本、理性阐释三个方面,王世贞均有涉及。就此点而言,王世贞在明代《庄子》接受史上可谓罕有其匹。袁宏道的《庄子》接受研究。袁宏道的《庄子》接受研究是作为“性灵派”《庄子》接受的个案而出现的。本节主要从两个角度考察了袁宏道的《庄子》接受研究,即儒释道杂糅的期待视野和闲适的人生态度。前者体现了晚明儒释道杂糅的文化潮流对士人《庄子》接受的影响,在袁宏道表现为接受《庄子》时的以庄用庄、庄典儒用、以儒释助解庄的复杂情况:后者则表现了在心学异端思想的影响下,“性灵派”文人的《庄子》接受所呈现出的个性。重视主体生命的一己自适和浓厚的红尘凡情,是在此角度上袁宏道《庄子》接受个性的表现。第三章:明后期《庄子》接受研究(下)。本章主要考察了注本领域和戏曲、小说领域中的《庄子》接受研究。在注本领域,明后期出现的大量《庄子》注本,从总体上看是对唐宋《庄子》注本研究路数的继承发展。一方面注重义理阐释,力求融合儒、释、道教来解《庄》,大体可分为以儒解庄、以佛解庄、以道教解庄、以庄解庄四种情况。而在实际的《庄子》注本中,儒、释、道教往往并存于同一《庄子》注本中;另一方面注意到了对《庄子》文本的文学性、艺术性解读,明人在继承宋人对《庄子》的文学评点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发展,为清代《庄子》散文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陆西星的《南华真经副墨》、释德清的《庄子内篇注》等著作可为此方面的代表作。本论文选择了以陆西星的《南华真经副墨》作为《庄子》注本的接受个案进行研究的。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的《庄子》接受研究。《南华真经副墨》是明代最重要的一部《庄子》注本。本节内容主要从两方面展开研究,即《副墨》对《庄子》宗旨、肯綮、文脉及行文手法的把握和对《庄子》艺术特征的认识。对于前者,《副墨》对《庄子》宗旨、文脉的把握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表现为对《庄子》一书宗旨的强调、对内篇与外杂篇关系的认识、对《庄子》文意前后勾连现象的着重关注三个方面。《副墨》善于利用对文章关键点的分析来突显主旨、把握文脉,表现于评点中便是对“眼目”的强调。对行文手法的分析集中于篇末的文评(《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和文中类似文评的文字,多侧重于强调《庄子》文章一脉贯穿的有机性。对于后者,陆西星对《庄子》艺术特征的认识可归纳为四点:奇、画、情、味。对于《庄子》之奇,陆西星多关注《庄子》字法之奇,同时对文法、句法、构思的奇特之处也有所涉及,并表达了《庄子》之奇所带来的艺术感受。对于《庄子》之画,陆西星多侧重于分析《庄子》对艺术形象及其神态情状的刻画,以及对外在环境空间的描摹。对于《庄子》之情,陆西星集中强调的是《庄子》的愤悱之情以及夹杂着不屑等复杂难以言说的感情。对于《庄子》之味,陆西星主要是从客体的审美特征和主体的审美活动、审美经验两个角度进行把握的。戏曲、小说创作中的《庄子》接受研究。现存《庄子》题材的戏曲、小说主要诞生于明后期,这批作品对《庄子》的接受表现出世俗化和文人化的双重色彩。明代戏曲、小说创作中《庄子》接受的世俗化色彩表现为对《庄子》典故的选择、改编,情节化的改造,和通俗性表达以及世俗化庄子形象的塑造四个方面,表现出对世俗大众接受习惯及其尚俗、好奇、娱乐性欣赏口味的迎合。而戏曲、小说创作中的文人化色彩,则表现为合乎文人趣味的庄子面目在戏曲、小说中的现身和戏曲、小说对《庄子》思想的艺术再现两个方面。世俗化与文人化是共存于同一作品中的,世俗化丰富、发展了《庄子》的接受,而文人化反拨着世俗化,引导着戏曲、小说中的《庄子》接受向文人《庄子》接受传统回归。同时,戏曲、小说中《庄子》接受的世俗化与文人化在不同作品、不同时间段、不同文体中,存在着轻重强弱的差别。小结:明后期的《庄子》接受表现出以下特点:南方文人依旧是主要的《庄子》接受主体;文学领域内《庄子》接受生命力强劲:《庄子》注本的突增是此期《庄子》接受的突出特色;明后期的《庄子》接受与心学关系密切而复杂。结语:归结明代《庄子》接受的规律性认识,即明代《庄子》接受呈前低后高的“√”形发展态势;明代文学、注本、理性阐释三方面的《庄子》接受多元分向发展;明代《庄子》接受表现出动态性的特点。同时,本结语对《庄子》大行其世所需要的条件和明后期《庄子》在文人精神世界里角色的变化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