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业作为承载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着力点,其创新产出标志着国家科技发展的先进性与前瞻性,决定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与生产力水平。目前而言,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将依赖于技术效率的提升程度,因为技术效率水平可以反映资源要素的投入产出比,也能够反映产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能力。由于我国的产业创新行为受到明显的政策驱动效应,是国家控制产业发展的纵向手段,不同权力部门掌控不同的资源要素,其颁布的政策力度也不尽相同,因而科技创新政策力度能够对高技术行业创新产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宏观政策频繁出现“朝令夕改”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政府公信力与政策科学化水平,而科技创新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一环,是政府调控产业发展的横向措施,代表着产业发展的合理化水平,其稳定性情况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因为很多的政策其自身就属于政策工具,因而针对政策工具的分析就是针对政策的分析,于是文章选取政策工具稳定性和政策力度作为研究视角,实证研究科技创新政策和高技术产业绩效之间影响关系。本文首先搜集了2006-2019年中央级别486条科技创新政策,运用生存分析法对其生存时间进行量化处理,采取Kaplan-Meier法对政策力度与政策工具生存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出三种不同工具维度的生存标准差。进一步构建基于Cobb-Douglas函数的生产函数模型,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诸多政策的力度进行赋值打分。随后运用同时间的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以发明专利申请量为被解释变量、政策力度与政策工具稳定性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政策数量与生存时间来看,我国科技创新政策数量随着颁布机构权力级别的下降而增加,但生存时间却随着政策力度降低而下降。三种政策工具占比与生存时间均按照由供给、环境、需求呈现依次递减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与全国层面以及东中部地区不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绩效受到政策力度的正向促进作用;对政策工具稳定性而言,供给与环境型工具稳定性对高技术产业绩效均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但需求型工具稳定性则恰好相反。最后文章参照已得出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高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供相关启示,文末说明本研究的局限以及对于科技创新政策量化分析未来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