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忙于欧洲战争,无暇东顾,东亚地区短时间内出现了权力真空。以此为契机,日本国内兴起一股参战潮流,“天佑良机”由此成为朝野上下的共同认识,希望通过参加大战一举解决中国问题。日本对德宣战后,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围绕着“二十一条”,石桥湛山与吉野作造产生了不同的反应。石桥湛山主张撤回“二十一条”,他从中国和日本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日本对殖民地的经营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没有益处,殖民地的扩张并不能真正解决日本的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矛盾问题,从经济论的视角出发看待中日关系是石桥的最大特色。吉野作造也积极支持“二十一条”,对日本政府最后删除第五号要求非常不满。虽然吉野主张保全中国的领土,尊重中国的独立,但是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独立富强的能力,因此需要日本帮助中国,并且以日本为主导。针对“二十一条”,吉野作造提出的中国保全论,表面上看与石桥湛山所提出的中国富强论是一致的,似乎两者都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实际上吉野的目的是为了缓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保全中国的论调与门户开放的思路基本一致,但是吉野的保全中国还主张以日本为主导,侵略野心昭然若揭。日本学者对石桥湛山与吉野作造的中国观进行了诸多研究。主要围绕着石桥与吉野对“二十一条”、五四运动的态度,以及他们的思想特征,勾勒出石桥与吉野在中国观上的基本分歧,为笔者研究石桥与吉野的中国观奠定了基础。笔者通过对石桥与吉野对待“二十一条”态度的分析,指出石桥湛山与吉野作造中国观的特征分别是“小日本主义的经济观”与“帝国主义的合理观”以及两者间存在的对立。吉野在接受帝国主义侵略逻辑的前提下,提出保全中国的理论。但是吉野忽视的是帝国主义侵略逻辑的本身,如果某种逻辑在根本上是错误的,那么无论对这个逻辑进行怎样的填充与修补,都不能掩盖这个逻辑本身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