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的是20世纪30年代“国难”背景下，“思想界”关于中国政治出路的论争。本文以《独立评论》、《再生》、《时代公论》、《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为基础展开研究。这些广泛的讨论几乎涵盖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国难”背景下，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提高国家的意识，这是国家问题；国民党的“党治”越来越受到挑战，“思想界”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这是政党问题；“思想界”还就民主与独裁政治，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是政府模式问题；最后，思想界还非常关心社会改造问题。 　　在国家问题上，主要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意识都得到了增强。胡适为首的《独立》群体，要求把国家的基础建立在现代化、专家政治、宪政等一套合理的制度之上。而张君劢为首的《再生》则更重视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道德基础。张佛泉宣传“邦国主义”，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政治的共同体。《大公报》、《国闻周报》则注重宣传国民爱国的义务。 　　在政党问题上，思想界普遍反对国民党所谓的“党治”，要求国民党放弃“t训政”思维，早日实现“宪政”，以团结民心共赴“国难”。《时代公论》群体力图为“党治”辩护，他们否认中国有实现“宪政”的基础。 　　“民主”与“独裁”的论争显示了思想界对于政府模式的关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下，主要西方国家都开始趋向实行“统制主义”，而苏俄共产主义体制也引起人们对“计划经济”的重视。思想界开始重视一种“政制”存在的条件，这是“事实之争”，而非“价值之争”。 　　思想界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改造走那条道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选择是，走苏俄式的共产主义道路，还是向英美学习。“社会主义”思潮在思想界是主流。胡适等人主要受到罗斯福新政的影响，而张君劢等人则更多地宣传费边社会主义的主张。思想界虽然普遍排斥苏俄道路，但是认为苏俄的某些经验可以借鉴。梁漱溟等人则要求以中国的“乡村”为基础的社会改造，这遭到了思想界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