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文笔冶炼，内涵丰富。不仅在中国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海外广为流传。就英译本而言，翟理斯的《聊斋志异选》是迄今为止翻译语篇最多的译本，对《聊斋志异》的世界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晚，有必要加强对该译本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后，译者的地位日益彰显，翟理斯《聊斋志异选》的相关研究也逐渐转移至对译者的考察。相应分析或者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过于侧重外在因素的制约，存在一定的局限。不同于主客观单方面的影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综合了“行动”与“认知”的二元对立，强调社会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双向“建构”，以此融合的视角考察翟理斯翻译活动与社会背景，个人历史之间的联系，能够更为全面的审视他在《聊斋志异选》中的翻译选择，深化我们对《聊斋志异选》中翻译现象的认识。具体而言，就是以翟理斯在《聊斋志异选》中的翻译行为为研究对象，将其翻译行为置于19世纪70年代中国古典小说英译场域之中，分析该场域如何通过内化的译者集体翻译惯习制约翟理斯的翻译行为；同时，从译者个人惯习的角度考察翟理斯的成长经历与教育背景，展现其个人禀性的形成以及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从社会与个体两个角度分析翟理斯在《聊斋志异选》翻译过程中做出的选择。基于以上考察，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翟理斯的翻译选择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中国古典小说英译场域的制约，体现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与场域内的译者集体翻译惯习趋同，是当时特定历史状况作用于该翻译场域后的结果；然而，因个人惯习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又呈现出差异性，表现为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的选取以及基本“忠实”原文风貌的翻译行为，而这与他的家庭熏陶和公学教育背景密不可分。最后，本文认为，借助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可以将翻译活动中的社会历史状况与译者的个人生活轨迹相结合，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能够更好的理解译者的翻译行为和翻译实践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