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时代的艺术经典往往是一名初学者最得力的导师。在技法上，对每一幅伟大的作品进行研究都会使我们受益匪浅。从大师们的经典之作中，完成了艺术的基础准备。然而，对于创作来讲，艺术更倾向于思维、情感的表达。那么，一个时期的文化必然具有标识性，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艺术创作的方向。与之相伴随的是通过对艺术的思维而生成对文化构建的趋势，尤其在一个阶段中那些超前的天才艺术家往往对整体文化的生成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艺术与文化史在历史发展中，生成了一部不同于普通社会史、政治史的历史，同时它又不是常常所言的视觉艺术史，而是一部带有机动性与激发性的艺术导向史。它不仅提供了艺术创作的方向，也为人们的理解给予了一定的空间，即想象力的空间。　　 文化史语境是艺术生命力的源泉，对于某件单一艺术品的解读与阐释也必然需要通过对文化情景的探索与背景知识的掌握。正如仆松山在《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一文中对中国文化艺术的讨论中曾经提到过互文性。在仆松山的语境中，潜在的文化与美学模式对于跨越文化差异的理解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从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我们自身的特征。但是，对于生活在本民族的人们而言，这种潜在性则更加深入的隐藏于内心之中，流淌在血液之中。恰巧这种距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至于忽略它的存在往往正是历史发展的根源与脉络。或许正如荣格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那样，“……它只是一种可能，以一种不明确的记忆形式积淀在人的大脑组织结构之中，在一定条件下能被唤醒、激活。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的原始意象是艺术创作源泉”。这种普遍性往往使我们忘记文化环境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感受到却没有看清它。当然，对于艺术以及其他精神性活动时常带有偶然性的征兆，好像轴心时代的圣贤们富有浪漫主义的天才猜想为我们开起了一扇扇智慧之门。因此，作为艺术我们需要天才般的幻想，同时也需要文化环境的压迫。在这种矛盾的对抗中，艺术不断的得到发展，文化的外沿也在不断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