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晋间的律学，向为学者所重。几乎所有的课题，都有研究成果面世。遗感的是，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我们对律学在汉魏晋时期的发展、演变有了新的认识，但也并达到“题无剩义”，仍有不少值得补充、推敲、更正之处，亦同样有被人遗忘之角落。魏晋律章句学者便是这样一个角落。笔者以曹魏陈郡丞如淳及其《汉书》注为视角，通过搜集、考辨其《汉书》注中大量的礼律注释，来探讨这个后世只曾引其注说，却不曾证苴名份之律章句学者的律章句学研习情况，及其对保存“律说”之贡献，从而窥视曹魏律章句学的研习与传承。全文共设为六章。 第一章如淳及其《汉书》注，在这一部分，笔者根据文献资料对如淳的生平进行概述，介绍了史学界、法律史学界对如淳及其《汉书》注的认识，并且进行了三则辨正。笔者着重论述了如淳的任官及其律令基础，认为其身为郡丞是有律令基础的，若不对两汉政制有一定了解，并且熟知律令，很难对《汉书》中众多律令典章制度详加解释，在这些解释当中如淳引律说甚多，功劳大矣，堪称保存汉魏律章句之最大功臣。最后笔者还对如淳《汉书》注的存世状况进行概述，主要是一系列的数据统计。笔者认为如淳《汉书》注具体包括：阐明《汉书》文义，引申发挥；辨析《汉书》疑难词义，指明异同；校勘《汉书》文字，考证古音，标注今音；广征博引，借以申明己见；叙事考史，记述古今地理；以今释古，考证名物，解制明典。对于如淳《汉书》注的风格，笔者认为其是在经学的大背景下，一方面借助了经注的训诂方法，继承了经学注释的传统来完成注史之目的，另一方面借助了大量的律(令)文注释，以完成注史当中释典章、释制度、释律令的任务，因此又包含着律注的因子。 第二章如淳《汉书》注引汉魏律说考辨，此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如淳《汉书》注引“律说”辨析，主要是搜集如淳所引律说。如淳引“律说”，治汉律者早有关注，程树德曾寻得6条，沈家本考证得1条，笔者于《汉书》注中又辨得1条，故如淳凡引“律说”8条，笔者在搜集如淳注引律说的同时，于其他史料中辑得2条新律说，亦一同辨之。第二部分是对如淳引‘律说”内容的逐条辨析。笔者认为目前对研究汉魏律章句大有裨益的是如下三种类型：程树德范式，其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沈家本范式，其通过考证以“说”为“律说”，也可说是一种先见。大庭脩备范式，其通过对文献中某些涉律的注文进行考证，特别是如淳注进行研究，得出史籍中所引某些汉律佚文，可能就是律说的结论。 第三章如淳《汉书》律令、礼制注释考辨。笔者认为如淳不仅通过《汉书》注给后人陈述、阐释、还原了汉代的政治、法律、礼仪制度，更通过《汉书》注彰显了他的学术地位与价值。若没有如淳对《汉书》中众多礼律制度的注释与补充，若《汉书》没有这个注释的阶梯，后人尤其是今人就不可能比较顺利地读懂其中的某些词句，我们对《汉书》的理解、对汉代政治、律令、礼仪制度的理解，对汉代社会的了解都远远达不到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如淳《汉书》注亦无愧于“史之功臣，古之益友”。如淳对《汉书》中所涉及的众多律令典章制度、礼仪都进行了广泛的注释，笔者将其分为具律类注文、罪名类注文、刑名类注文、事律类注文、官职类注文、军法类注文、狱讼类注文、监狱类注文、礼制类注文九大类，凡441条，笔者将此九大类文各结表示之，以明类别，并逐表对注文进行了考辨。 第四章如淳《汉书》注引律对近世汉魏律研究的贡献，此部分笔者以程树德《汉律考》为例，认为如淳《汉书》注中的礼物律注是《汉律考》所援据的一组重要史料，倘若没有如淳《汉书》注，《汉律考》即便成珠，也会缺乏一丝闪亮。因为在如淳的《汉书》注里保存着大量的汉魏间的法律史料，正是这些史料，特别是程树德通过收集如淳注所辑得的律说，成为后人研究汉魏律学的直接材料。笔者共辑得《汉律考》所引如淳《汉书》注凡91处(其中错误3处)。可以说，如淳引律注是对后世的秦汉魏法律制度研究是有极大贡献的，对于研究汉魏律章句学也是有重大的文献参考价值。笔者尚对《汉律考》错引如淳注进行了三则辨正。 第五章如淳《汉书》注与曹魏律章句学，笔者论述了三个问题。第一，从如淳《汉书》注看其对律章句学之研习。魏晋时期律章句学虽然式微，而文本仍存，研习律章句或对其有研究、掌握的仍不乏其人。以如淳为代表的《汉书》注家都是对律章句学有研习与掌握之人，都可以称之为魏晋时期的律章句学者。魏晋律章句学者迎合了当时史学史注的独立与发达，以律(律文、令)或者法律注释(律章句)来注释史书，在保持引律注经、经律互注的传统的基础上，开创出引律注史的范式。如此，既成就了这些学者史注家的地位，又可谓为律章句学的传承开出了一条他山之路；而这些律章句学者的史书注释(主要指《汉书》注)则又是律章句传承的他山之石。第二，笔者认为如淳克服注史之难，引律注史之难而彰显其史学之才，成就其律章句学之才。如淳的礼律注释成就了其《汉书》注，是其律章句学者之地位成就了其史家、注释家之地位。律学并非仅仅是律家之学，更是众多研习律令者之学，要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的律学，还必须充分认识到历代都有许多并非律家的律学研习者所作的杰出贡献。第三，笔者探讨了律章句学在魏晋时期的传承，认为律学与史学的同源，使魏晋律章句在消沉之后，寻找学术之“因缘”，提供了一个先天性的导向。经学对律学、史学之影响，为律学注释与历史注释之结合，奠定了方法上的共性。经史分途，史学独立，史注发达，为律章句渐废之后提供了学术上的“栖息”之处。 第六章附论，笔者着重从经学的角度探讨律章句的一统与废除。在研究律章句兴起与发展的时候，学界总会将其与经学联系在一起，但对其归宿的研究，却又往往离开了经学这一孕育它的母体，即对但用郑氏律章句的原因分析没有结合经学。当辨明的是：东汉以来出现的章句简约删减之风对一统律章句有影响，魏晋群经传注渐归于一，是在经学方面对律学但用郑氏章句之学术环境诱导。第二，对律章句的废除，学界多归因于律章句自身弊病，但对律章句所存之学术与政治环境缺乏分析。要辨明的是：从汉末开始经学内部出现的对郑学的驳难是导火线；郑学与王学之争是添加剂；王肃依党司马氏，大立其学排斥郑学是在学术上终结郑学独霸之动力。这三个原因可说是废止郑氏章句的外因。据此，笔者认为：律章句，成也经学，废也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