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国财政部发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引入了利得和损失的概念,体现了综合收益观的应用。随后于2009年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以及《执行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2009年年报工作的通知》,不仅正式引入综合收益的概念,更对上市公司综合收益项目的披露提出了要求。这一系列举措,无不彰显财政部对综合收益信息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提高。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环境的日趋复杂化,传统的净利润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收益信息的需求。尤其是在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广泛应用的冲击下,人们迫切需要一项能够反映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指标,综合收益应运而生。随着综合收益观在我国的受重视程度的逐步提高,对综合收益观恰当应用的探讨将成为大势所趋。本文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2年年报数据,重点探讨综合收益的呈报方式,目的是通过规范综合收益在我国的应用,完善综合收益的列报和披露方式,同时,通过改善综合收益的呈报方式,尽可能使这项信息引起投资者的关注并加以利用,以助于其做出投资决策。在搜集综合收益相关数据的过程中,本文发现目前各上市公司的综合收益在呈报格式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如报表间勾稽关系存在问题、报表呈报格式有误、缺少附注等。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汇总归类,总结出目前其他综合收益在列报和披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也有助于引导各公司规范其综合收益信息的披露,避免出现文中指出的各类问题。同时,本文通过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使用并披露其他综合收益及其明细项目的公司数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其他综合收益各个子目的使用频率是有所差别的,并得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利得(损失)和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是其他综合收益最重要的两个子项目的结论。这一结论可以帮助投资者抓住重点,尤其是对于一些精力有限,无法细读报表信息的投资者而言,将目光主要转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利得(损失)和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这两个项目中去,可以大大节约其分析综合收益信息的时间和成本,从而做到有的放矢。在对综合收益进行实证回归分析时,首先,本文采用价格模型对综合收益的信息含量进行探究。国内外学者围绕综合收益的信息含量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综合收益具有比净利润更高的信息含量,而另一些学者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本文认为,综合收益同时涵盖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不仅能够反映企业已经实现的损益,还能够反映企业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因而其比净利润更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同时,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以及时间的推移,其估值有用性会逐渐被投资者发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相关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每股综合收益具有较高的信息含量,且其受关注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在决策分析中的作用开始越来越好地发挥出来。因而有必要引入一项新的指标——每股综合收益PCI,作为衡量企业业绩的标准,以帮助投资者进行价值判断、做出投资决策。其次,本文在证实了综合收益具有信息含量的基础上,探讨综合收益的呈报方式,分综合收益的列示位置和列示内容两方面进行探讨。对综合收益列示位置的探究,即探讨我国《企业会计准确解释第3号》综合收益呈报方式变更的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其他综合收益在利润表呈报时具有增量信息,而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呈报时只具有较低的价值相关性；也说明《企业会计准确解释第3号》要求将未实现损益与已实现损益全部整合在利润表中的规定,能显著改善财务报告透明度,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而对综合收益列示内容的探讨,主要是针对其他综合收益各个明细项目的呈报方式进行研究。由于我国目前只要求在附注中对其他综合收益的明细项目进行说明,导致了这部分信息不能得到投资者的重视,甚至完全被忽略,因而无法发挥其作为企业未实现的利得(损失),可以帮助投资者预期企业未来现金流和价值变化的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的方法采用价格模型对其他综合收益各个细目的价值相关性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在利润表中对其他综合收益明细项目进行披露,能够更容易被投资者所识别和利用,提高其决策有用性。最后,本文为解决现阶段综合收益呈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为了提高综合收益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提出了有关综合收益呈报方式的四点改进建议：第一,提倡各公司采用“一表法”的列示模式,在利润表列示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总额；第二,加强对综合收益呈报的监管力度,并规定附注中其他综合收益的披露模式,以遏制各公司报告综合收益时出现的各色问题；第三,在利润表中列示其他综合收益的各个组成项目；第四,呼吁官方和民间组织普及对每股综合收益(PCI)的应用,以使综合收益的概念深入人心。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不同于以往学者以规范研究的方式探讨综合收益的披露方式,本文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以实际的公司案例为依托,采用案例研究法汇总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综合收益呈报方式上存在的问题。相比于过去学者的泛泛而谈,本文以实例作为例证归类出的综合收益呈报上的问题,显得更为实际,也更容易引起披露各方的关注,从而着手加以改正。同时,本文不仅提出了我国综合收益呈报方式上的问题,也基于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从列示位置和列示内容两个角度出发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以实证的方式探究综合收益呈报方面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并将两者系统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更强的全面性和说服力。第二,本文以2008年至2012年五年的年报数据为研究样本,同时覆盖了深市和沪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的时间跨度较长,范围较广。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同时对综合收益概念正式引入后连续五年年报的收益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因而本文扩大了研究范围,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综合收益的信息含量及呈报方式具有一定创新性。第三,本文引入了一项新的指标——每股综合收益(PCI),并呼吁同时从官方和民间两个方面出发,加强对PCI指标的重视和运用,使投资者可以充分认识到综合收益信息的价值并加以利用。着手的角度较为新颖,不仅重视对财务会计准则的修订,呼吁财政部重视对综合收益呈报方式的改进,建议在会计准则中规定,要求各公司在利润表中披露每股综合收益PCI指标,也没有忽视与投资者获取信息息息相关的信息平台的作用,提倡机构分析师在诸如行情分析、炒股软件等信息平台中披露PCI指标,提高对综合收益信息的重视程度。当然,本文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研究样本不够精准,本文获取的综合收益相关数据都是通过翻阅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手工搜集,然而由于研究样本数量庞大,可能会存在个别公司数据遗漏或是数据准确度不够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本文在提出综合收益改进建议时,主要从其他综合收益的明细项目入手进行探讨,而这只是改进综合收益呈报方式的一个方面。未来,笔者会利用充裕的时间并参考更多的文献,沿着这些研究方向做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