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的提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正式拉开帷幕。“一带一路”的建设是我国在未来促进国际交流、推动经贸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平台,但是考虑到该战略构架在地理范畴上规模之大,沿线国家与地区在制度、语言、宗教等方面各有不同,文化因素的不确定性对于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碍与挑战进行考察。有鉴于此,本文以Hofstede(1980)文化维度理论为依据,参考了 Kogut和Singh(1988)的变量设置方法,构建了我国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综合文化距离指标,以及权力距离、个人/集体主义、男/女性化和不起确定性规避四个维度上的文化距离指标,为了更好地解释文化距离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形式,本文还参考刘洪铎等人的做法(2016),将沿线国家与中国建交年份的倒数引入文化距离指标中。利用引力模型,本文同时从线性关系和非线性关系的角度考察了国家间价值观文化差异对于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7至2017年之间双边贸易额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存在线性关系的假设下,综合文化距离指标对于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两国间文化差异越大,贸易流量越低;对于单独每一个维度上的文化距离的线性分析结果显示,权力距离维度上的差异对于双边贸易额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其他三个维度上差异则与综合指标一致,与贸易流量负相关,这说明国家间文化差异对于贸易影响存在双重性,本文认为这个结果可以部分解释以往相关研究在文化差异阻碍和文化差异促进贸易流量的结论上的分歧。在非线性关系的假设下,本文发现综合文化距离指标与双边贸易额呈现U型关系,即是说在文化距离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差异的扩大会导致贸易流量的降低,但是当文化距离扩大到一定的阈值之上时,又会对两国贸易产生互补的效果,对贸易流量产生正面的影响;单独考虑每一个维度上的文化距离指标的话,仅权力距离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上的差异与贸易流量的非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前者与双边贸易额呈倒U型关系,后者呈U型关系。结合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文化因素对于贸易的影响比较复杂,国家和企业应加强推动文化交流、缩小沟通障碍,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深入了解贸易伙伴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提高贸易双方的文化交融程度,从而降低到贸易壁垒,达到贸易畅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