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危机传播情境更为复杂,危机传播要素的变化影响着危机情境的状态,而情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危机沟通策略的选择。在提倡工具理性的社会环境下,西方的情境危机传播策略,无法成功的化解所有危机事件。危机沟通策略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是否仍然奏效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在涉警危机事件中,警察组织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公众对其角色期待有更高的要求。危机中,公众的求真度和关注度持续攀高,其诉求在社交媒体平台实现;社交媒体从侧面演变为危机的催化剂,危机情境发生改变,沟通策略更需要慎重选择。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思考,本研究提出以下三个研究问题:一、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危机传播主体、客体及渠道较之以往是否发生了改变?二、在不同危机事件中,警察组织面临着怎样的危机情境?并针对性地采取了哪些沟通策略?三、危机沟通策略的效果如何,其影响因素有哪些?因危机传播环境的改变,危机传播要素也随之发生了主体丰富化、信息传播路径多元化、客体主动化及渠道多样化等相应改变。然而,这一系列的变化给危机沟通带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不可控风险。本文以布拉德福特和格瑞特提出的组织回应沟通模式及其他沟通理论为基础,整理出了更为全面的“情境—策略”模式建议。通过文本分析法对四起涉警危机事件的危机情境及其变化进行界定,并分析沟通策略的具体运用。研究发现,危机情境在不同危机阶段有所改变,一方面,原本在危机初期处于犯行情境的危机事件迫于舆论压力,在危机中期被迫转向同意情境;另一方面,因指控者和被指控者的指控标准及辩解理由不相上下,同一时间段出现了各持标准情境和同意情境。面对不同的危机情境,警察组织并非循规蹈矩的参照“情境—策略”建议,而是混合使用了多种沟通策略。对于沟通效果的检验,本文通过内容分析与文本的方法从媒体效能和公众反馈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依据媒体效能理论,以引用危机机构消息来源程度以及媒体正负面评价为标准,对百度新闻平台的相关新闻报道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除了犯行情境,警察组织采用了危机机构比较忌讳的模糊策略导致沟通失败以外,其他情境均获得了媒体的正面支持。公众反馈意见主要来源于新浪微博网友对相关事件的评论,根据需要将公众的态度分为正面、负面以及中立。因“伦理”价值与“秩序”价值的冲突、危机受害者身份的特殊性等原因,即使警察组织采取了危机沟通中最有效果的道歉策略,仍不得人心。在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观点博弈下,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减弱,出现了媒体效能良好而公众反馈失败的沟通现象。就本文的研究意义而言,在理论层面,本文结合相关情境危机沟通理论,整理出更为全面的“情境—策略”模式建议,并将其置于社交媒体环境中进行检验,在目前硕博论文中并不多见,具有一定的创新。在研究对象层面,本研究以不同危机情境为出发点,对涉警危机事件进行多个案对比研究,此类研究对象国内尚无类似,具有一定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