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在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政府购买力度,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式）在我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各地通过PPP模式以财政资金和资源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公共产品及服务领域,加快补齐短板,带动了公共产品及服务保障水平的大幅提升,实现了稳投资、保就业、保基本民生等重要目标。但任何新事物的发展和问题总是相生相伴,通过归纳中央政府及各部委下发的规制文件发现,我国在推广运用PPP模式中存在着两类问题:（1）地方政府在运用PPP模式时将其异化为自身融资举债的方式,不但没起到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作用,反而对债务风险推波助澜。（2）社会资本中民间资本参与度过低,地方政府在同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合作中较易出现失信违约行为。这两类问题使得中央政府通过推广运用PPP模式提高公共产品及服务供给效率的目标被背离,并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诸多学者提出诸如加快PPP模式的上位立法,设立独立统一的专职管理机构,引入仲裁这一争端解决机制,通过审计监督等建议以促进PPP模式在我国的规范实施,但在我国目前立法计划、机构改革的进程和原则及现行相关法律制度环境约束下,上述研究提出的许多建议在现实中可行性或有效性存疑,这些建议在实际中或未被采纳或被采纳但并未及时有效执行或效果不佳而致两类问题依然频发。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以后,国家审计开启了新一轮管理体制改革,努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国家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拓展。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通过国家审计介入PPP模式治理以解决上述两类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是一项紧迫的现实课题。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政治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博弈理论及国家审计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对我国推广运用PPP模式过程中出现的两类问题的原因、影响因素和解决方法进行解析。（2）总结目前我国PPP模式的整体制度安排,由此分析推广运用PPP模式中政治合约和经济合约的治理结构特征,探寻此种治理结构特征下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的行为逻辑,在此基础上论证国家审计介入的应然逻辑。（3）基于现实状况设置推广运用PPP模式过程中地方政府、民间资本、公众和中央政府四方的行动策略收益函数,构建四方演化博弈模型,对各主体的行为演化进行解析,分析其影响因素,观察最终四方演化博弈下的演化均衡点,并对期望的更理想均衡点即地方政府规范实施、民间资本积极投资做出综合影响因素分析,针对相关影响因素构建国家审计介入PPP模式治理的实然措施体系。（4）检验国家审计介入后是否实质影响地方政府、民间资本、公众和中央政府的收益函数,进而促使各方在PPP模式实践中做出新的行为选择,最终实现对两类问题的有效解决。通过对上述内容开展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推广运用PPP模式的过程可被视为中央政府和公众委托地方政府相机运用PPP模式供给公共产品及服务、地方政府通过公开招标或采购选择合适的社会资本方合作运用PPP模式供给公共产品及服务两个活动。两个活动的实质是政治合约和经济合约,降低两个合约的交易成本对我国推广运用PPP模式政策目标的实现具有基础性作用。选用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政治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博弈理论和国家审计理论展开分析论述,指出交易成本降低的关键在于构建两个合约合理的治理结构,国家审计的本质决定了其介入的天然合理性。（2）在现有制度安排下,PPP模式中政治合约的治理结构存在着纵横向委托代理关系下信息不对称被放大、共同代理关系下的约束弱化、多重代理关系下的身份冲突等特征;经济合约的治理结构存在着多部门规制、地方政府与民间资本的地位不平等、合约的不完全性被放大、争端解决机制低效等特征。地方政府在这种政治合约治理结构特征下出于自利动机凭借自身信息优势和约束弱化而衍生出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民间资本因经济合约治理结构特征下导致的风险成本过高及激励弱化而被动消极投资。深化改革发展中国家审计的新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介入的应然逻辑,包括其介入后可实现对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控制、或可帮助相关争端的高效解决、可有效协调政策文件冲突及部门间监管冲突,从而降低两个合约中的交易成本。（3）国家审计可通过统筹安排审计计划、科学选定审计组织方式及审计实施方式、协调政策文件冲突和部门间监管冲突、保障PPP项目科学决策、促进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保护公众利益和民间资本合法权益等具体措施介入PPP模式的治理。国家审计介入后,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投机收益期望减小,约束期望增加,使机会主义倾向不再是地方政府的优势策略;民间资本在PPP模式经济合约制度安排下的激励弱化得到缓解,地方政府可能的机会主义倾向下给其造成的预期损失大为降低,信息搜集及争端解决成本减小,积极投资会成为民间资本的优势策略;公众积极参与的成本也因国家审计的介入而大为降低,但短期内尚无法确定公众是否会因此积极参与到PPP模式当中;中央政府在国家审计介入后不用再支付重构PPP模式宏观制度安排的成本,两个合约的治理结构得到改善,中央政府实现了其推广运用PPP模式的各项政策目标。本文的创新在于:（1）利用中央政府下发的各类规制性政策文件将我国PPP模式实践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归纳为两类问题,并巧妙地将中央政府推广运用PPP模式的整个过程中次第产生的两类问题的生成背景定义为两个相互衔接并存在交集的交易活动,在交易成本理论和交易成本政治学理论框架下,将两个交易活动认定为两个交易合约,提出降低两个交易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对实现PPP模式效率目标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结合我国现实状况对两个合约的交易成本和影响因素做出解析,两类问题频发的实质是两个合约执行中的交易成本过高,回答了过往研究中未能解答的疑惑,即为何我国PPP模式实践中问题频发,相关研究亦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但这些方案在实际中或未被采纳或被采纳但并未及时有效执行或效果不佳而致两类问题依然频发的状况。（2）相较于过往有关PPP模式审计的研究,把新时代下深化改革发展进程中国家审计的功能在PPP模式治理中做了进一步大胆却未明显脱离实际的拓展,结合相关审计理论、各类国家审计深化改革发展的政策文件及有关现实审计案例综合论证了国家审计的介入措施可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众多研究中所提及却可能受制于制度重大调整（如加快相关立法、设置专职管理机构、仲裁机制改革完善等）所产生的各种阻力与成本而致现实中可行性受限的各种建议。建立起了一套透过国家审计的介入,完善PPP模式治理的低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通过国家审计介入后协调政策文件冲突和部门间的监管冲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高效化解争端、保护民间资本合法权益等措施,确保我国的PPP模式能真正成为实现其治理价值的政策工具,从而不但可在一定程度上完善PPP模式的治理,也助力国家审计完成新时代赋予其的重大使命。（3）受限于模型构建的复杂程度,过往研究中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复杂博弈系统多限定在三方主体间,或将利益相关者超出三方的系统拆分为数个包含三方主体或两方主体的子系统,且各方收益函数内所含的参数尽可能简化设置。为更贴切的模拟现实状况,本文构建了包含地方政府、民间资本、公众、中央政府和国家审计五方在内共计107个参数的庞大演化博弈系统模型,对各方行为演化进行了模拟分析,并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进行仿真,找出各方在这一政策实施过程中各种行为的影响因素,检验国家审计介入PPP模式治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