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具有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趋势及失能人口基数大等特点,同时,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模式迅速转换,社会养老服务具有救济传统,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使老龄化在短期内对社会养老服务造成了非常明显的压力。在高需求背景下,作为社会养老服务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城市养老机构呈现高空置特征,提示其配置机制存在重大问题,亟待展开研究。基于弹性城市理论,养老机构配置是城市系统适应需求压力的过程,其机制包括动态适应机制和阶段性适应机制,从而建构起具有整体性、动态性特征的新理论框架。尝试将适应性循环理论模型（Panarchy Model）与动态适应机制研究结合,展开城市系统应对需求压力的适应性循环机制研究;研究了长沙市在1949-2016年间的适应性循环过程及动力因素,并依据Panarchy模型判断其趋势及内在发展要求,是应用弹性城市理论模型工具的新尝试。针对处于开发阶段的阶段性适应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开发阶段是适应性循环过程中积累系统潜力的主要阶段,对整个适应性循环过程有重要影响,在需求远大于供给及市场化的背景下,城市系统对需求压力的吸收机制是阶段性适应机制的核心;对长沙市在2011-2016年间的吸收机制进行研究,包括吸收结果和城市系统因素两部分,充分考虑老年人需求的差异性、养老机构实际供给的复杂性,综合运用定性、定量方法进行供需比较,明晰了影响吸收效率的供给因素及其特征,即吸收结果,并进一步分析导致吸收结果的城市系统因素,包含直接因素和根本因素两个层级,为解释处于开发阶段的养老机构配置机制提供了具有系统性特征的新视角。并从促进适应性循环过程健康发展、提升养老机构吸收效率的角度,提出城市系统的应对对策,以促进机制优化。主要结论包括:（1）初步提出适应性循环过程的划分方法,把养老服务方面的基本政策作为适应性循环圈划分的依据,再主要通过养老机构总供给量、主导要素供给量占比、总入住量等指标来判断系统潜力、连接度、弹性等属性的变化趋势,并结合老年人口压力、具体政策等因素,进一步划分每个循环圈内部的阶段。（2）发现长沙市适应性循环过程包括第一适应性循环圈（1949-1999）、第二适应性循环圈第一开发阶段（γ₁）（2000-2010）和第二开发阶段（γ₂）（2011-2016）,第二开发阶段（γ₂）的内在发展需求是提高对需求压力的吸收效率。（3）推动适应性循环过程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创新及相应政策提前预备、养老机构需求变化、具体政策与规范的适时完善与调整。（4）影响吸收效率的供给因素主要包括医疗与护理功能水平、服务自理老人的同质功能机构的规模、价格水平、机构性质、民营机构区位、区域服务型机构供给量、区域服务型机构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等。（5）影响吸收结果的直接因素主要是运营能力参差不齐、政府监管不力、老年人收入水平偏低、公办与民营机构兴办的双轨模式、发展时序、优质医疗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匀、区域服务型机构建构机制不完善,根本因素主要是政府的社会保障管理责任界限不明晰、社区组织偏行政性、社会组织具依赖性、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低、养老产业发展程度尚浅、偏物质性空间规划传统、单核心城市空间结构等。（6）提出动态优化对策和阶段性优化对策,动态优化对策包括建构养老机构信息平台、监测适应性循环并预警、在开发与保守阶段反馈与调整,阶段性优化对策包括建构基于差异化需求的养老机构类型体系;通过子系统协同完善政府配置模式、建构社区组织配置模式,增大相应类型的养老机构供给量,提高企业配置模式的吸收效率;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加快专业人才培养、加大监管力度等提升整体的吸收效率。上述研究成果可为养老机构配置的动态规律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工具,进一步细化与深化养老机构类型研究,改善目前多从社会、经济或空间等单一视角来解释配置机制的局限性。为长沙市养老机构中长期规划提供理论依据,用于指导养老机构的类型划分,提高长沙市城市系统对差异化需求的吸收效率,推动其适应性循环更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