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论梳理了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先厘清此命题理论构建的历史背景、主体内蕴及价值意义等内容,进而第一章对世界历史理论、共同体思想、“文明冲突论”等相关理论进行了阐释与解读。第二章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场的宏观幕景,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视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何以生成进行庖丁解牛式的全景探究。依循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现实逻辑三个维度上涉及和集中回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场何以可能、在场何以可为与何以建设的多重问题,以此揭橥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势而谋、顺势而为、趁势而行的重大外交举措和正确战略选择,进而指明人类命运的前途方向。第三章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宏大叙事切入,梳爬出人类发展道路的两种价值选择:一维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践载体的和平发展之路,一维是以“文明冲突论”为价值取向的冲突对抗之路。本文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明冲突论”作为比较研究对象,一方面,探究和聚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如何对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行超越的。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解构和超越“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论点、理论预设、实存条件的过程中如何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命题的核心原则、价值目标与阶段性建构路径等基本内容和内涵的。第四章主要阐发了在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野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理论张力和实践效应日益释放的过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类物质利益、国际政治、多元文明、国际社会与生态治理产生了正面效应与积极影响。其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它能够有助于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推动世界经济的新发展,提升应对全球经济问题和增强各国协同发展的能力。在政治层面,它在批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行径、摒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的旧逻辑,在践行正确义利观的基础上有助于形成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与秩序,进而推进国际政治关系的协调发展。在文明层面,它在批判和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论过程中推崇不同文明发展的多样态,从而有助于多元文明之间交流互鉴与发展共存。在社会层面,它营造了效率和公平的国际社会新常态,进一步引领和树立了安全稳定的国际社会理念。在生态层面,它有效地凝聚了全球绿色发展的公众意识与合力,并且推动公平有效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实现。第五章通过对文明发展与人类命途进行现实境遇的盘点、未来境况的考量,从整体和局部的视角探究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重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由中国首倡、多国共建和全球共享的。其一,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施用良策:创建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筹划“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与搭建“中国主场外交”等举措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物质支撑、关键抓手与运行平台。其二,各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践中各显其能和共探“秘境”:谋求国家间发展共同体、塑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与聚合全人类行动联合体,这三重路径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容与发展路向。其三,中外组织机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执行媒介和重要渠道:一是完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政治经济规则;二是施展非政府国际组织的人道主义行动;三是凸显非政府国内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进而利用国际与国内组织机制的先在优势以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实效与臻于至善。